|
高语一二5.刘长森.自出机杼 各蕴风流——《兰亭集序》与《归去来兮辞》的比较解读.山东教育,2005(17)
《兰亭集序》 是王羲之的散文名篇， 它以字名世， 堪称文采书艺双绝。《归去来兮辞》 不仅是陶潜辞中佳制，便是放在有晋一代， 也难找到堪与比肩者。 欧阳修更是高度评价此文， 称“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兮辞》一篇耳”。 其受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品读这两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章， 我发现两文在结构上也表现出了饶有趣味的一致性。 均是先叙事（修禊事，归园田）写景，后抒发情致，以叙事写景为抒情议论张本。
《兰亭》 写景紧扣一个“ 乐” 字， 名士济济， 聚首兰亭；山环水绕， 境界清幽；饮酒赋诗，畅叙幽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俯察，游目骋怀。 而陶诗亦大张旗鼓地抒其“ 归去” 之乐：和风拂衣，小舟轻（风易）；饮酒赋诗，矫首遐观；西畴耕田，寻壑经丘。 两人逞能事，写景之美、人之乐，酣畅之态，呼之欲出。
但显然，作者之意并不在此。 两位年龄相差了44岁的文人， 在写尽美景之后， 不约而同地将笔墨转入对个体生命的焦灼体验（《兰》 文；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归》 文：善万物之得时， 感吾生之行休）。 这种乐极生悲的极端感受，就连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曹操，也未能免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在古典文学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对欢娱过后的惆怅的描述， 但从未有哪一个时代（哪怕是孱弱的南宋小王朝）像魏晋时代对人生有如此悲剧性的体悟，并且出现的密度如此之大，这是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
我们知道，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时代， 同时是统治极端残暴严酷的时代。 靠篡权夺位起家的司马氏集团内心极度卑怯，近乎歇斯底里地监控百姓，尤其是有影响的士人的言谈举止。 所以士人人人自危， 逃避现实、 坐而论道、 保全性命成为第一要义。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中， 人们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便有了深入骨髓的体会。
但在两篇文章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抒写人生之悲后，两文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嬗变， 我们看到了两种意味深长的人生指向。
在《兰》 文中， 王羲之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表现了他对抗人生虚幻的执著努力。 文末作者又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的慨叹， 于敏感而深刻的感受中，对生命寄予了一份特别的热爱与珍惜。
观照陶文， 我们当然可以领略到他蔑视功名利禄、 皈依自然的高尚情操，但对生命无常的叹息，委运乘化的无奈， 即便在对田园乐景的享用之中也若隐若现。 文章最后一句“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我们还是于豁达中感受到了丝丝悲凉。
面对人生的虚幻与短暂， 两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抗拒。 王氏高蹈入世而陶潜恬退出世，这种情怀的分歧，我们或许能从其身世际遇和生命姿态上找到一些原因。
首先， 两人的身世际遇使它们的人生选择具有了外在规定性。 王羲之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 南渡以后，王氏仍处于权力中心。 王羲之本人历任秘书郎、 征西参军、 宁远将军、 江州刺史、护国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清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称其有远见卓识，其书札“诚东晋君臣之良药”。 他始终居于社会上层，从兰亭集会的与会人员也可见一斑： 司徒谢安、 司徒左西属谢万、 右司马孙绰、 高士许询……这些人均是社会精英名流。 特别是谢安等人建立的功业，不可能不对王羲之有所触动， 流露在文章中，便是奋发有为的昂扬气息。
相对来说， 陶渊明的一生是潦倒于下层的。 虽然记载他有一个并不可靠的曾祖父陶侃， 但他少时家境已是江河日下。 严之推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侍妾， 井臼弗任， 藜菽不给”， 虽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和“骞翮思远翥”的壮志， 但当时严格的门阀制度使他根本不可能跻身上流社会， 更遑论建功立业了。 终其一生，他也只做过江州祭酒、 镇军参军、 彭泽令等小官， 这对他的理想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中年归隐之后， 无以维持生计， 竟到了“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倾壶绝余沥， 窥灶不见烟”的地步。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下层人民的不幸与苦痛， 尤其是自身的遭际， 使他对社会的黑暗腐朽有着更深刻的体验。
其次，两人的思想情趣、 生命姿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的人生走向埋下伏笔。 王羲之的性格是非常旷达、不拘小节的， 脍炙人口的“ 东床袒腹” 的故事可为例证。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浮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另见《晋书》 本传中赞其书法笔势）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社会道义与责任，他有比同时代人更积极入世的激情。《兰》 文中作者对时光易逝大发感慨，字里行间蕴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正因为作者对人生忧患有清醒的认识，才可扬长避短，在有限的人生中进行无限的价值创造。 他苦心孤诣钻研书法艺术， 流传的出神入化的墨迹，似可作为他进取人生的注脚。 而陶渊明的性格却充满刚性。 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贞志不休， 安道苦节”（萧统《＜陶渊明集＞序》。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更不会任污浊横行，“扬其波而啜其醴”，他“怒目金刚”的一面隐藏在那些貌似恬淡自然的诗文背后。 对东晋这个已经腐烂的肌体，陶渊明已没有任何幻想，他以一种最彻底的姿态， 毫不妥协地对抗这个社会。 最终他选择了田园，在这里，他构筑了他的理想国－－“世外桃源”。 于是，陶渊明在酒中，在诗中，躲进一片自足的心灵净土， 以此对抗冷酷的社会现实。 所以在《归去来兮辞》中， 作者“息交以绝游”，“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是陶氏生命旨归的必然选择。
“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终究是一种奢望，王羲之做不到，陶渊明也做不到。 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留下了心灵的轨迹，留下了与时间对峙的痕迹。这些东西历经时光的淘漉， 在21世纪的今天， 仍闪着灵性、智性的光辉， 让我们唏嘘，更让我们深思！
|
|
|
 相 关 文 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