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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美的赞歌——对沈从文《边城》的内蕴解读
作者:见文章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9-29


高语二.一.2.于晓玲.人性美的赞歌——对沈从文《边城》的内蕴解读.中国教育导刊,2004(11)
        沈从文在湘西的生活经历给了他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和尺度。他淡然于动荡、变。疏离于社会政治,他潜心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在《边城》中描写了湘西人生存状态中的一些恒常的东西。他本人在社会动荡之时。固守“常”,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沈从文的《边城》自问世以来,对其认识就见仁见智,毁誉交加。对作者的评价从“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到“写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对小说主题的评价从“情爱--乡情”说到“双重悲剧”说,《边城》已经被学者们多角度地解读过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中提到:沈从文在湘西的生活经历给了他观察政治、军事的独特尺度,他淡然于动、变,疏离于社会政治,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注目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局面的动荡及其对于人的影响不同,沈从文潜心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本文将要关照的是《边城》自身的恒常的人性之美和沈从文本人对人生信念的固守。
  一、恒常的原始伦理
  《边城》中的社会形态,代表着农业文明的最高理想。这里没有法律制度的苛严,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显赫。维系人际秩序的是伦理情感、农村的宗法观念。由于人性的普遍善良、淳朴,道德的普遍高尚、纯正、使得这种关系有了维系的可能。这里的人无不梗直豪爽、慷慨大度、重情重义。老船夫管理渡船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却不是为了牟利,而乘坐渡船的人却也不想占便宜,总想给老船夫一些报酬,却总是遭到拒绝。即使收了钱老船夫也是用来买茶叶和烟草,泡茶水给人解渴、烟草赠与他人。吊脚楼唱歌的妇人也“既重义轻利、又守信自约”,“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即便小有家业的船总顺顺也不欺压世人、恃才自傲。反而大方洒脱、喜欢结交朋友,又能救人之急。他与一个一无所有的摆渡人也能亲密和谐地相处,绝无阶级优越之感。就连这里的军人也能与民同乐。端午节龙舟赛上,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庆祝胜利的五百响鞭炮,还要放些鸭子入水中,尽人捉去,以示善游者的奖赏与助兴。即使兄第二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展开决斗或反目,而是善意的公平竞争。这里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美好的、温暖的,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与彼此仇恨。
  可大老的不幸遇难,在这个宁静的边城里掀起了微澜,原本善良的人们因“爱”而“恨”。老船夫出于对翠翠的爱护,积极提议大老走“车路”。可两次提亲都未成功,最终酿成悲剧。二老也受此影响,行动迟疑;船总不希望间接害死大儿子的人再做二儿媳,于是对王团总的碾坊发生兴趣。这一切导致二老离家出走、老船夫在风雨之夜猝然而卒。老船夫的死昭示出这个边城的原始伦理也受到了外界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消解。
  二、恒常的天人合一境界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人与土地、季节等自然因素息息相关、荣枯与共。所以,中国传统美学、哲学都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相统一,相互感应、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自然的存在并非与人无关,他体现人的精神生活,展示人的精神品格,对应人的心理情感。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II1”,其山其水无不具备精神人格。《边城》中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相生相长。老船夫、翠翠与渡船、黄狗相依为命,是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一组浓缩的意象。黄狗是自然中的灵性的物化,它与人终生相伴而且通晓人性。“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称尽职似的,把船绳拖靠岸”,这也是自然养育、生育万物、为人提供生存便利的能力的人格化。再说人与船的关系。老船夫活了70多个年头,船与他相伴了70多个年头,在一个风雪之夜老船夫孤寂地死去,但他并不真正的孤独,因为那只渡船也在这个雨夜不知去向,也许它去陪伴老船夫了。翠翠也并不孤独,因为又新造了渡船与她朝朝暮暮,新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船总想接翠翠去家里住,可翠翠坚持要守住渡船与码头,守住人与自然相生相长的关系。
  抛开象征层面,从《边城》的表层看自然,也莫不与人浑然一体。翠翠名字的由来就是自然的反映:“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了她且教育了她。”这里的灵山绣水、奇花异草、茂林修竹,都如诗如画,令人神往。它造就了这里的恬静、和谐的民风与古朴、醇厚的民情,以及“便是妓女,也永远那么醇厚。”然而,大老的死使人们原有的耿介、正直、善良、豪爽的品性消失殆尽。而这些变化必然在与人相感应的自然那里得到表现。“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蜻蜒。天上已经起了云,热风把两山竹篁吹的声音极大,看样子晚上要必落大雨。”自然的突变预示了人事的变故。翠翠心里乱极了。老船夫也明白“一切要来的都得来”。往日“黄鸟与竹雀、杜鹃交替呜叫”的夜空,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曾经清澈见底的溪水,顿时为“黄泥水”“浊流”四溢,自然以狰狞的面目毁掉了这里的恬静、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代表着本地风水的白塔也在这样的夜晚颓然倒塌。宣布了那个包含着美、善的农业文明世界彻底终结了。虽然众人正在捐资,想重建白塔,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逐渐发达的情况下,这个“边城”能守得住“城门”吗?作者对此也无信心:翠翠所等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中国的文化是耕读文化的典型。而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农民自觉不自觉地受狭隘的小农思想的束缚。小农思想使他们不可能有宏大的视野和科学的社会观,于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类的天命观念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地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地顺从与崇拜。比如对老船夫的介绍:“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凡事顺乎自然,不可勉强。”翠翠父母双双殉情,老船夫一直隐痛在心,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再如当大老知道弟弟也喜欢翠翠时,二人约定同走“马路”,以对歌的方式来决定翠翠的归属。他们认为“天意”是最公平的,在“天”的脚下,他们都应当做听话的孩子。这里的人们,在平静、优美的田园风光里过着由“天”主宰一切的牧歌式生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对“天”产生了质疑。大老得不翠翠的爱,这是天意所在。按理他应该面对现实,泰然处之。可是他却产生质疑,认为有人从中作梗,而非天意,作了天的逆子二臣。结果“鸭子却被水淹死。”老船夫应该把翠翠的命运交给天,可是他却出于对翠翠的关爱,想由“人”来主宰翠翠的命运,可是这样有意违背天意的做法却招来了天的惩罚,不但没有帮翠翠找到幸福,反而加速了悲剧的来临。
  三、作者不变的人生信念
  从作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常” 是给予肯定的。他对湘西生活中恒常的东西是包含赞美之情的。如主客之间的礼尚往来、商旅之间的不让对方吃亏的淳朴民风等等。但他在这些“常”中也看到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与目前的堕落。”沈从文在肯定之余也是固守“常”的。他认为“文学还是文学,作品公正的审判人是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考验,好的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使一时问偶然侥幸,迟早问终必消灭。”他知道一个作家一旦与艺术接近就会远离“抄抄撮撮的杂感”远离“装模做样的战士”,远离“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他也明白,一个作家与艺术接近了,他就被当作落伍了,他的主张就被围剿,作品被检查,但他不为此而担心,认为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在文学创作中他没有像鲁迅、郭沫若等人站在时代的前端,感应时代的脉搏。他坚守住了属于湘西人的“城门”。
  “湘西”,所能代表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沈从文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如他所说:“我只想早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人性. 。“湘西人的文学才能在这里得到再好没有的体现,好像天然是艺术型的:关切世俗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民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这就是‘抒情一’而一旦离开湘西故土沈从文的作品就失去了浓厚的抒情氛围,显得比较理性,但他对这理性持否定态度。他在《八骏图》中写到:一些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分子,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阻挡不住性爱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和谐;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拘束与压制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认为这种城市文明更加虚伪、病态,远不如湘西人那种原有的“健康、向上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从文从人性的欠缺、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批判的最有力一点。
  他自觉游离于科学、民主、社会改革、阶级解放等五四新文学的主导思路,但他一样提出了“重塑国民精神”的理想,一样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用作品或文学批评来捍卫自己的看法。他所写的带有“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是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的。他也有文化批判的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他的诗体乡土故事的主旨。可见,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和主流文学中乡土文学并非真锋相对,而是遥相互应的。而沈从文的整体创作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同样可以这样评价——是对主流文学的有意补充。虽然他长期被冷落,但终于在新文学在日渐走向成熟的8O年代,重新被重视。而盲目排斥“异端”的主流思潮,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会走向极端,造成文学、文化乃至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甚至灾难。
参考文献
1、汪曾祺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吴蕴东关于《边城》的主题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3期
3、[4][5][6] 沈从文 短篇小说 北大百年演讲精华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4、[7][8]钱理群 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黑龙江鹤岗煤矿集团公司职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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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刘少龙    责任编辑:刘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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