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语二.一.1. 陈建飞,叶志良.人肉筵宴上的贡品——《祝福》悲剧的文化涵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一
如果说《狂人日记》以其昂扬的斗志揭示了一个抽象的主题——礼教“吃人”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声“呐喊”的话，那么，《祝福》则以其直接而真切的描绘，勾画出封建制度与封建纲常礼教“吃人”的血淋淋的现实图景，从祥林嫂现实生存与灵魂痛苦两个层面的深切描写达到至为强烈的悲剧性，以此抵达对封建社会“原罪”的犀利揭露。同时，小说也真实地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态度由愤怒的“呐喊”而至悲愤的“彷徨”，转向了痛苦中的反思、沉郁中的求索。
《祝福》中，可怜女人祥林嫂的人间遭遇是极为悲惨的：两次嫁人两次守寡，惟一的儿子为狼所吃，最后沦为乞丐惨死于风雪之中。如果正面展开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写出祥林嫂的悲剧人生，也足以感动读者：多舛的人生命运总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共同的故事模式。然而，《祝福》没有重走旧路，它从众多庸常故事的结局切入，虚化了大众惯熟的模式。足以煽情的情节在这里只成了侧面虚写，被推向前台的则是对祥林嫂死因的探究剖析。因为，鲁迅先生的目的就在于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封建礼教“吃人”的秘密。因此，作为文化批判，鲁迅先生紧紧抓住封建制度和以纲常礼教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从这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通过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的裂缝、内在矛盾来探究祥林嫂的悲剧，揭示封建制度的残酷性与封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二
中国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家族制度与等级制度。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华夏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依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其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1] 《易·序卦》就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2]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大人世及以为礼”[3] (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的继统秩序，形成“父子型”的文化模式，以父老君长为尊，在家讲孝对国讲忠，忠孝相通。家族制度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起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得到封建政权的大力扶植，成为仅次于封建政权的无孔不入的权力体系。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强调的是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强调的是家族、国家至上；强调的是个人服从集体”。.与此相关的礼仪制度则“严格尊卑上下，规范了华夏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以至国家的社会生活”。 对中国封建制度这种家国同构、尊卑上下的特质，鲁迅先生有着真切而深刻的感受。杂文《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在引述了《左传》把人分为从“王”到“台”十等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日不安分!”[4](第1卷p215-216) 这里，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点出了传统中国妇女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在男尊女卑的世界里，十等之中根本没有女人的位置，处于“十等”之外的中国女人，是毫无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可言的，她们必须严格遵循“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原则。在封建家族制度、等级制度下，女人只是家族与男性的附属物，可以像物品一样被任意买卖，“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4](第1卷p215-216) 在这样一种“文明”下，中国妇女首先成为这“人肉的筵宴”上的必然“贡品”。小说《祝福》就揭示了祥林嫂成为“贡品”的具体经过，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对传统封建文化的严格审视。
于是，在中国封建制度这种闪烁着强烈男权色彩的“父子型”文化模式背景下，《祝福》向我们呈现了乡下女人祥林嫂极其悲惨的人生。祥林嫂的一生就如玩物木偶一般，任由他人摆布，毫无自主的权利：先是服从家族的安排嫁给了小自己十来岁的病弱丈夫；丈夫死后，婆家为了给小儿子娶亲，根本不顾祥林嫂的主观意愿，毫无顾忌地将她卖给贺家；贺老六的勤劳善良尤其是可爱儿子的降生几乎给祥林嫂的悲剧人生带来转机，祥林嫂灰暗人生的布景上似乎有了一晕亮色。然而，好景不长，亮色未明，夫死紧接着子丧，再次沉重地打击了祥林嫂，摧毁了她的人世生活。贺家大伯紧跟着收屋又赶人，更进一步把祥林嫂逼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就这样，家族拥有的权力尤其是对女性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使祥林嫂一步步地走向了她悲剧人生的终点。如果说封建制度的严密控制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外部原因的话，那么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是封建意识形态对被压迫者的精神威压与精神欺骗。鲁迅先生在《祝福》中突出了封建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以揭示其虚伪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纲常礼教对祥林嫂精神的禁锢束缚。以纲常礼教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所以作为封建社会思想基础的封建礼教必然维护封建制度，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是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合法化的欺骗性解说，也是种话语策略。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封建礼教的目的不是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而是竭力掩盖真相，它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不真实的遮蔽的关系，它的主要特点是虚假性，主要功能是遮蔽性。《祝福》就以真切形象的画面撕去了封建礼教的遮面纱，显示出现实世界血淋淋的真相。
鲁镇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鲁四老爷不仅是家族的代表，而且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4](第2卷p5-20)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是鲁镇权力话语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从山村来的年轻寡妇祥林嫂，虽然她的愿望只是想成为鲁镇的一员，自食其力，然而，她两次嫁人，违反了礼教守节的规矩，已是一个“罪人”。而“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4](第2卷p121-124) 就这样，“社会公意”、“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亦即封建的纲常礼教把无道的权力形式掩盖起来，使之堂皇地披上了自然化、合法化和普遍化的外衣。所以祥林嫂被婆家绑回去时，鲁四老爷就说：“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4](第2卷p5-20) 在祝福等祭祀活动中，主祭人只限于男人，有许多禁忌，祥林嫂丧夫失子第二次来到鲁家做工时，鲁四暗暗告诫妻子“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4](第2卷p5-20)祥林嫂被他宣判为一个不洁的女人，甚至她死于祝福前夕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4](第2卷p5-20)
而且，鲁镇的封建礼教深入人心，以鲁四为代表的权力话语不断渗透到民间，所有居民都和统治者一道投身这种“合理化”，自觉遵守并维护封建意识形态，形成“自食食人”的连环。因此，鲁四老爷判定没有守节的祥林嫂“败坏风俗”、“不洁”、是个“谬种”，代表鲁镇普通居民的民间话语也就自觉认定祥林嫂有罪。统治者权力话语的长期熏染、控制，就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模糊的集体无意识，刻入被压迫者的心灵，将世界非历史化，使被压迫者认同这一切是天经地义、从来如此、不可抗拒的，这便是“社会公意”，其实更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如守节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就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男权社会，女性地位的极端低下为守节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到宋代理学兴起，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那一班‘业儒’才说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4](第1卷p121-124)至明初，礼教通过政策下移，规定孝子、贤孙、节妇、烈女等褒奖只给布衣百姓家，贫民百姓需要教化。这一政策很快造成中国历史上数量空前的节妇烈女，下层妇女狂热追求礼教褒奖作为精神满足。清朝继承明朝礼教下移的成果，并继续加强这一趋势，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道德规范控制上下相当均质的“礼教社会”[6]。于是，几千年的文明强化，节烈这一法则就被深深地刻写进中国妇女的肉体与心灵，内化为普通妇女的价值目标，她们热诚地拥抱、高高兴兴地成为统治者的同谋、牺牲品。就连乡下女人祥林嫂，虽然一字不识，也知道恪守“从一而终”的妇道。在被卖到贺家时，她一路哭骂，拼死反抗，成亲时还“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4](第2卷p5-20) 宁死不事二夫，祥林嫂所极力维护的正是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不仅剥夺了祥林嫂现实生存的权利，而且还使她的精神发生裂变。
不仅如此，主流意识形态在向民间社会渗透时又与民间粗鄙文化合流，构成鲁镇社会极其冷漠、势利的民风，形成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把祥林嫂一步步逼向人生的终点：祥林嫂的娘家出于什么原因把女儿嫁给病弱小男人我们不得而知，而卫家为了给小儿子娶亲，竟从现实物质实利出发公然违背妇女守节规矩，将她卖掉；第二次丧夫不久，贺家就收屋赶人；初次到鲁家做工，虽然鲁四老爷讨厌她是个寡妇，但由于祥林嫂比勤快的男人还要勤快也就默许。第二次到鲁家，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难，还是收下了她，可见即便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也把物质实利放在前面。封建礼教的这种内在矛盾与势利虚伪尤其表现在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后向人们讲述她日夜不忘的阿毛的故事时，鲁迅这样描写人们的反应：“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4 ](第2卷p5-20)鲁镇的女人们“陪”出许多眼泪，表演似的“一齐”流下“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祥林嫂的不幸似乎赢得了她们的同情，而实际上这些同样有着种种艰难和痛苦的鲁镇底层居民，是把祥林嫂的痛苦作为自己廉价宣泄的材料，她们觉得自己拥有“宽恕”祥林嫂的资本，故不惜“特意”寻来，以求“满足”。但随着祥林嫂的反复诉说，很快全镇的人“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随后进行“似笑非笑”[4] (第2卷p5-20) 的戏仿和讥讽。后来他们又把兴趣转向她眼角的伤疤，戏弄她不能守节到底，一死了之。鲁镇对于祥林嫂就如孔乙己置身于咸亨酒店，这是一个人心极度冷漠、没有丝毫温情的世界。现实的悲惨境遇，不仅不能使祥林嫂获得鲁镇人的帮助、同情和怜悯，反而受到他们的讽刺、消遣甚至虐待，祥林嫂就这样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虐杀的猎物。
二是鬼神冥府对祥林嫂心灵的摧残打击。祥林嫂无端承受亡夫失子无依无靠的现实生存悲剧，更无故地背负“不守节”的罪名。女子“三从”，她已无所依傍，无所希冀，更让人震撼的是，她坠入了神鬼世界的天罗地网，遭遇撕心裂肺、难以言说的精神痛苦。
神界、人间、冥界是古人最基本的宇宙观，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最初的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神鬼世界源远流长，其中隐含了人类早期的情绪、观念和想象，为后世统治者的“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神权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佛教、道教的世俗化，神界、冥界也有各种等级，与现实政治组织相辅相成，被充分地“体制化”了。“尊天法祖”天经地义，这是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自古就是“淫祠滥祭”之地，夏至冬至祭天、中秋春节祭祖等风俗极为普遍，这也是小说中鲁镇人的习俗和信仰，这是一个人、鬼、神杂居的传统文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恐怖莫名的世界。祥林嫂死了两个丈夫、一个儿子，悲惨的遭遇使她内心充满痛苦，鲁镇社会不但没有人同情她，反而认定她有罪，因为她克夫克子，而且没有守节，祥林嫂是不正常、不受神佑的，即使到阴曹地府都得受锯刑。善女人柳妈就这样对祥林嫂说：“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4](第2卷p5-20)
鬼神迷信等习俗信仰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意识形态长期实践过程中渗透到民间的结果，是精神鸦片，它使被压迫者忘却现实苦难，在“来世”的精神幻想中得到虚幻的满足。成功的统治总是使被统治者与其合谋，形成习俗信仰的力量，模糊被统治者的现实利益诉求。所以，《祝福》中，无论作为鲁镇统治阶层代表的鲁四老爷，还是下层群众如柳妈，都认定祥林嫂“败坏风俗”、有罪，只不过鲁四老爷认定祥林嫂“不干不净”参与祭祀会渎神，而柳妈认为祥林嫂将会被冥界两个“死鬼”男人争抢而受锯刑，这原因都出自她人间生活的不幸，样林嫂已经被神、人、鬼三界所弃。祥林嫂备尝人间的艰辛、屈辱和痛苦，对现世已经无所希冀，从佛教轮回说的世俗信仰来看，“来世”已成为她唯一的精神安慰了，她渴望能在冥界与儿子团聚，没料到柳妈却给了她这么一幅恐怖的冥界生活图景：她将面临锯刑的威胁。所以，当柳妈说可以“抵当”，“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4](第2卷p5-20) 时，极端恐怖的祥林嫂似乎抓到了根救命的稻草，于是，她拼尽最后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把所有的积蓄“大钱十二千”用来捐门槛赎罪。可是在冬至祭祖时节，感觉已经赎尽罪孽的祥林嫂正卖力地准备祭品时，“你放着罢，祥林嫂!”[4 ](第2卷p5-20)四婶一句极为平常的拒绝永远地熄灭了祥林嫂所有重燃的人生希望，祥林嫂所有的精神自救的努力都失败了，死后她将长期“生活”的冥界，是一个永劫不复受尽痛苦煎熬的地狱。现世的不幸遭遇、精神痛苦，再到“死后”惨剧的想象，把祥林嫂的悲剧推到无与伦比的深度。
鲁迅以极其深刻的笔触，解剖了封建意识形态的残酷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祥林嫂活在无爱的人间，在礼教和神鬼世界的罗网中，被剥夺了人性和生存的权利，“等外之人”，牲口一样的被凌辱，遭遗弃，遭驱逐，遭买卖，她成了“人肉的筵宴”上的“贡品”，“祝福”祭台上的“祭品”。
参考文献：
[1]刘红星．先秦与古希腊—— 中西文化之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98
[2]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337、
[3]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O．
[4]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6]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8—19．
作者简介：陈建飞(1965一)，男，浙江宁海人，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