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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二.一.2. 宋阜森 ,谢玉兴. 《边城》语言艺术成因探析.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边城》是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的一颗明珠。它是一个混沌与清晰的梦，既显现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又负载着作家对故乡乃至“有生一切”的爱，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对于生命的信心与热情。在这里，质朴、简约、平和、冲淡的文字，诉说着作者内敛却又喷薄欲出的情感，营造出了一个不是桃源而胜似桃源的淡泊意境，浃骨入髓，深湛而又缠绵。正如李健吾先生评价《边城》时所说：“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2] 那么，《边城》何以赢得如此之高的赞誉?我们认为，这固然与作者精湛的艺术造诣、深厚的思想积淀分不开，但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沈从文先生灵活运用了承载其思想的语言艺术。《边城》在描写中流露出唐宋气质，在叙述时突显着魏晋风骨，以及在行文中体现出的独特的审美追求，我们已在另文中专述；因此，我们仅就其语言艺术成因做一蠡测，以正教于各位同仁。
沈从文先生在回答凌宇问“理解您的作品，您的哪些文章比较重要”时说：“主要是四个题记，《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另外还有《湘西》题记。”[3] 那我们就以这几篇文章为依据，蠡测《边城》语言艺术的成因。
环境定位性格，性格沉淀思想，思想驱动语言。那么，对沈从文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定位了什么样的性格?这种性格又沉淀了什么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又驱动了什么样的语言，最后又是怎样让《边城》语言凝聚了思想，思想折射了性格，性格映衬了环境的?
沈从文先生曾这样给小说定义：“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4] 作为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也应当符合这个定义。只要我们稍稍分析一下这个定义就会发现，沈从文强调了三点：“人事”、“恰当”与“文字”。先说“人事”。如果要把握“人事”的内涵，我们还得借助于那四个“题记”。沈从文先生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就早已点明：“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5]他之所以造“希腊小庙”而且要供奉“人性”，无疑是看中了古希腊时期“人”的觉醒，所以笔者认为“人事”无非就是“人”和“事”，把在人、事中体现的“人性”供奉到神庙里。在这里沈从文先生的思想里有了明显的“泛神论”的痕迹，而且是“神”“人”合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6]在沈从文先生自己给《边城》作的诠释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再说“恰当”。笔者认为，沈从文先生在给“小说”界定时，赋予了小说以“恰当”的美学内涵：“我并不说小说须很‘美丽’的来处理一切，因为美丽是在文学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
我也不说小说需要很‘经济’的来处理一切，即或是一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要说很‘恰当’。这恰当的意义，在使用文字的量质上，就容许不必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发展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伪’，要的只是恰当。全篇分配要恰当，描写分析要恰当，甚至于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贴恰当。文学作品上的真善美条件，便完全从这种适当产生。”[7]这里的“恰当”就是以严肃而又静观的态度去看待一切问题，以静制动，以冷制热，以理性驾御感情，这无疑与契诃夫在《论文学》中所说的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的主张是相通的。这种美学内涵完全在《边城》得以展现，并取得了成功。《边城》走进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境地，除了得益于“面的渲染与点的突现，故事的推进与情感的浓化，画面的组接与意境的转换以及对朴拙的古语和流利的水上语言的使用”[8] 外，“恰
当”蕴涵的审美追求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汪曾祺所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10]本文来自－我－爱－语－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浏览
最后谈“文字”。沈从文先生的文学语言别具一格，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这得益于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沈从文先生反对文字的意气浮露，行文不依仗附加的辞藻，但不等于不锻造琢磨。他曾指出：“我的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 隋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可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11]对文学语言进行这样的艺术追求，务必拷问出语言的本色方才罢休，使得他的文笔能任意识的流动去纵情抒写，巧用暗示，极富情感美和色彩美。明净澄澈的《边城》的语言艺术就是其代表。
如果说，我们上文解析的“在人事的讲述上透着人性美”是沈从文思想内核的话，那么“恰当”的美学追求和语言运用中“自然美”的追求则是其性格的反映。笔者认为，沈从文的性格内核是“固执”：“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12]“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与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疏离。“乡下人”其实更应该是一个审视点，一个“旁观者清”的审视点，它与“城市人”构成对立与比较。不比较不见真知，所以它也是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立足点”。事实上，沈从文自进人北京城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原生态的乡下人”了，“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13] 既作为京派的骨干又作为与“城市人”对立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在面对由自己挑起来的论战时会把自己定位在哪一派呢?他以固执的性格做出了“抉择”：脱离党派政治来写农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罪恶，摒弃现代商业文化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在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夹缝中攫取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从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入手，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从而完成了对“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的歌颂和“目前堕落处”的批判。其实，把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原始特征的文化环境中去表现既是沈从文先生的睿智也是他的无奈。这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悲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民族必须感谢沈从文的“固执”，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4] 这样的性格特征使得沈从文在“美丽得令人忧愁”的文字中，采取了“为了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而又加上了一点牧歌的谐趣”[15] 的语言，拟将“过去”与“当前”对照，寻找民族品德消失的缘由和重造的方法。
如果要探讨沈从文这种性格的成因，笔者认为须从湘西的自然环境对他的影响和北京的人文环境中所饱含的“五四精神”对他的教育两方面着手。
沈从文先生曾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提到：“我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的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又在姒文自传》中表白：“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由此可见，湘西的青山绿水滋养了他的性格：“深，所以不语；大，所以能容；空，所以能实；动，而后有力；静，而后能明；知，而后善行”。到北京后又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了解了西方文明，洞悉了现实的黑暗，定位了自己的性格，随着历史的延伸又沉淀了自己的思想，最后在文学创作中用思想驱动着融合了“乡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语言艺术，在文学这个“神秘的世界里”尽情流淌。
参考文献：
[1][3][4][5][6][7][11][1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1，282，117，227，231，118，39，229．
[2]方铭．现代诗体小说精品[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205—206．
[8]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2．
[10]汪曾棋．又读边城[A]．汪曾棋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00．
[13]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6．
[14]苏雪林．沈从文论[A]．苏雪林选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456．
[1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M]．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6．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山东泰安，2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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