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语三三11.连子波.不只是道士塔———谈《道士塔》的悲剧根源.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6(1)
一遍一遍读余秋雨的《道士塔》, 觉得愤怒与悲哀。我问学生读后的感受, 学生也这样说。是啊, 除了愤怒与悲哀, 连作者也不知道该怎样解说敦煌的文化悲剧———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作者的难题, 成为课堂的难题,成为我的难题。是的, 王道士“在整理他的宅院, 闲人何必喧哗”? 作者想向王道士跪下, 低声求他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 难道“等一等”, 莫高窟会有更好的命运吗? 即使拦下偷运经卷的车队, “被拦住的车队, 究竟应该驶向哪里”?
“两难”,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这似乎是人生时常必须面对的悖论。于是生活也就常陷于尴尬境地, 文字怎说得清人生的尴尬呢? 可是, 人却天生的就是追求理性的动物, 要在困境中获得生存, 要在悲悯中重建希望, 要于矛盾中破除虚妄。因此,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生活着才是可喜而充满希望的。或许, 一切的答案, 首先要从王道士这个人身上去寻找。
余秋雨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也确信, 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他粉刷壁画, 他砸碎雕塑, 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 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 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所有的这些罪行罄竹难书。可是, 连作者自己都说, “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因为他“太卑微, 太渺小, 太愚昧”。把所有的责任, 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责任全部推到王道士的身上, 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无趣。到底是什么酿成了这个悲剧呢?
还是来看看王道士的犯“罪”过程吧。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 (他是很勤劳的! ) 喜欢到洞窟里转转, 就像一个老农, 看看他的宅院。(他对自己的家有着怎样的真挚而简单的热爱啊! ) 他对洞窟里的壁画不满, 暗乎乎的, 看着有点眼花。(鲁迅说: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王道士对生活有着一种几近于本能的美的追求, 这有什么不好呢?) 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 在石灰里蘸一蘸, 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 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 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 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王道士是一个多么认真、负责、实干的人! ) ..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 (真是可爱! 一个老人的孩子般的笑多么难得。他如果刷的不是敦煌的壁画, 我都快喜欢上他了。) 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 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 就刷这几个吧, 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还好, 心里不由庆幸。王道士有着农民的优良品德, 他是理性的,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一点也不虚夸, 不像有些城市搞形象工程, 一弃千金。)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 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家又不是展厅, 是没有必要让雕塑过分惹眼, 王道士的审美眼光也似乎不错, 虽然他称不上艺术家,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也都不是艺术家。) 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 她们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道士, 何不在这里搞几个天师、灵官菩萨? (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 首先是要给自己定好位, 忠于职守这是职场守则第一条, 王道士是个好职员是当之无愧的。而且王道士有着道德的洁癖, 他不暗室亏心, 一点也不色迷迷。还挺可敬的。) 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 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汁, 道士安慰道, 不妨, 有那点意思就成。(真是宽厚! ) ..行了, ..道士吐了一口气, 谢过泥匠, 再作下一步筹划。(真是有礼貌的一个老农民。)
这是犯罪过程吗? 这样的一个老农像一个罪犯吗? 我倒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符合“五讲四美”规范的新世纪公民, 他几乎就是我们在村头街角遇见的可爱的邻居。王道士的照片我也见过, 并不像余秋雨说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但说他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倒是一点不假。
可是, 我的认识似乎也不能让人信服, 我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了。粉刷壁画后, “什么也没有了, 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 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我们面对这样的场景, 心中只有恨意。“才几下, 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成了泥巴”, 我们面对这样的惨剧, 只能把牙齿咬得格楞响。王道士越是勤劳地巡查他的庭院, 悲剧的发生似乎就越不可避免; 他越是热爱他的“家”, 越是对“美”追求得热切, 越是认真负责, 对文化的瑰宝的毁坏就越是彻底; 他越是对他的职业尽忠职守, 文物的命运就越是朝不保夕。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 生活显现了一种完全的错位。问题是出在哪里?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或许将重蹈历史的劫难。
从王道士的立身处境出发去看他的作为, 王道士并没有错。他之所以成为文明的“罪人”, 是因为余秋雨和我们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进行评判的。当时间线性前行, 文明进一步发展, 正确往往就成为了谬误。王道士如果是处身于一个村落之中, 他无疑将是一个好农民, 但是, 可惜, 他被历史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是一种错置。就像一个穿着戏服的演员站在舞台上, 站在聚光灯下, 他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眼神都是生动的, 但是走在人群喧闹的大街上却显得滑稽可笑。其实, 从哲学意义上说, 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对于历史来说都是一种错置, 即使是余秋雨, 在很多年, 或者很多很年以后, 当人们终于走向了世界的大同, 四海一家, 所有的文明都为人们所共有,余秋雨的现在的苦痛与呼喊都会显得可笑。因为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旗的一种煸情的表达。这篇文章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愤怒与悲哀”,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国家的宝藏越出了国界, 本应在自家
院子里举行的文化盛宴怎么跑到别人家院子里举行了呢?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可是, 人怎么可以远远地超越于自己的时代呢? 我们对王道士的要求似乎太过苛刻, 就像我们对余秋雨的要求过于苛刻一样。人是上帝的弃儿, 被上帝抛弃在人间, 人还能从一个错误的位置回到他应在的位置吗? 人能否摆脱存在的荒谬性呢? 王道士的救赎之路何在? 这或许是《道士塔》这篇文章最引人深思的地方吧。人不可能终极性地超越生存的荒谬境地, 但是, 人却应该从历史错位的悲剧中去发现历史应有的面貌, 对照现实的缺陷, 并穿越现实的迷雾, 使未来的道路清晰。王道士的尴尬在于此,他被我们认为是罪人也是因为他无法进一步超越自己。启示人去超越自己当下的不足, 或许, 这就是《道士塔》一文的一种意义吧。
但是, 王道士真的就那样让人同情吗? 他最终成为“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难道就没有内在的原因吗? 难道人的生命完全是由命运的巨手操控的吗? 如果所有的善良最终必将如王道士的所为那样导致悲剧, 人生似乎要显得很没有意义。看看王道士的所作所为, 我们发现并不尽然。王道士是无知的, 他“完全不能明白, 这天早晨, 他打开了一扇轰动的世界的门户”。但是, 这不意味着他完全不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 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宝藏的价值。他要“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 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他“一次次随手取一点文物出来, 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说明他借助这些文物向官场献媚, 满足了他的奴性。他将文物廉价出卖给外国人, 他也有过犹豫, “怕这样会得罪了神”, 但斯坦因骗他说自己是洋唐僧回来取经了, 他就爽快地打开了门。王道士只需要一个谎言作为借口来掩饰他的贪财。我庆幸的是他的“无知”与“愚昧”, 否则, 王道士可能要的价钱会更高,莫高窟会败得更彻底。王道士的无知、奴性、贪财毁了莫高窟, 但是换了另外一个中国的普通的平民, 结果或许不见得会是两样的。因此, 我更关心的是“无知、奴性、贪财”这些品性的根源在哪里? 平民管理莫高窟不行,那么, 如果换一个官员呢? 可能更糟吧。
官员们是知道文物的价值的, 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运费不低”, 官僚们犹豫了。“不低”, 而不是“太高”, 庞大的帝国支付不起这笔费用, 还是另有他情? 我们看看官员们的作为就知道了———官员们吩咐手下: “什么时候(你看语气多轻巧, 像是自家的东西! ) , 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 ”已得的几件, 包装一下, 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哦, 文物如果送省里, 或是上缴国库, 还能像是取自家物件一样自由吗? 送上去了, 就是国家的东西了。国家是谁的? 是皇上的! “家天下”的王朝里, 官员被称为“奴才”, 奴才就像是雇佣工人, 领取工资, 为一个姓氏服务, 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 顺手捞捞属于额外加薪。再说了, 现官不如现管, 皇上远着呢, 顶头上司要先巴结好, 这些文物正好用来表达奴性, 讨好上司。“家天下”的体制养成了他们的奴性、贪婪, 甚至他们故作“无知”。而且, 旧体制的大马车穿过了千年的征途, 现在已东倒四歪, 左右倾倒, 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力量有余心来保存这些宝藏呢? 于是官员们就尽力去捞取自己的利益了。
如果说王道士的“美好品德”对敦煌宝藏是无意的破坏, 那么他基于“奴性、贪财”和官员基于“自私、奴性、贪婪”的毁坏则是有意的。正如鲁迅所说的, “中国公共的东西, 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 他便将东西糟完, 倘是内行, 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1 ]而“自私、奴性、贪婪”这些脾性在“家天下”的体制下更是与身俱来的毒瘤, 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只有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公民, 成为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 国家的荣耀成为自己的荣耀的时候, 保护才能有制度上保证。
造成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当然不仅是王道士和官员们的, 还有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但是, 我总觉得他们多少显得有点让人崇敬, 他们“不远万里, 风餐露宿”, “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 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愿意吃苦, 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 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 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穴赶来。他们的行为让人诟病的是采用了偷运和欺骗的手段。有欺骗者就会有被欺骗者, 片面地用高尚的道德要求欺骗者不要行骗, 这总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老虎长出牙齿当然一不高兴要吃肉, 弱者才会说你的牙齿可不可以不要用。被欺骗者怎样让自己不被欺骗才是根本的。这就涉及到文化认知的问题。被欺骗者容易受骗, 从根本上说是文化认知与欺骗者有落差。欧美文化是否优于东方文化, 这是无可比较的问题, 但是欧美在文化认知的意识上优于中国倒似乎是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段历史吧: 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初到北美大陆时, 唯恐谋生太艰难, 以至子孙后代很有可能在开辟草莽中遗忘了欧洲的文化, 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为了避免这一荒蛮, 哈佛认为要从现在起, 就应该节衣缩食, 办一所大学, 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他捐出了他的藏书、财产, 这就是1636 年哈佛大学的起源。———中国人认为“仓廪足, 知荣辱”, 物质充盈之后才有教育的起步, 而哈佛却首先关心精神播种的问题。文化认知意识上落后于欧美, 这或许就是敦煌文化损毁这一民族悲剧的又一根本原因吧[ 2 ]。
怀特海说: “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 3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观念创造世界的历史, 每一次观念的大改变都带来人类生活的演进或灾难。文化的进步从本质上说是观念克服谬误、摆脱奴役、解放束缚并抵达人类更自由的“纯真的状态”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积淀极其丰厚, 但传统的因袭也因此而较为沉重, 在文化上追求定于一尊、追求绝对化, 稳定性强而创造性较弱, 这种特点必然导致文化的迟滞与落后, 最终成为不合时代进程的“错误”。要从根本上避免文化悲剧, 就要努力寻求观念的突破, 在文化认知意识上要永远具有创造力, 要“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 用以取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 4 ]。
敦煌学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为世界瞩目, 但“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太的激动”。是的, 没有什么可以激动的。不能认识到人的被错置的命运, 从而梳理历史, 寻求未来之路, 不能认识到旧有体制所孕生的人性毒瘤, 并从体制的根源上去除毒瘤, 不能改变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面貌,新的文化悲剧还可能产生。中国专家默默离开了会场, 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这是一座罪人塔, 更是一座耻辱塔, 但它还应该是一座警示塔。
[参考文献]
[ 1 ] 鲁迅. 而已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M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 2 ] 朱学勤. 书斋里的革命[M ].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9.
[ 3 ] [英] A. N. 怀特海. 观念的冒险[M ]. 周邦宪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4 ] [德]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M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连子波(1973 - ) , 男, 福建厦门人, 厦门市松柏中学一级教师。(厦门市松柏中学, 福建厦门361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