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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由于他与吕安码头而受累入狱，其愤激之情，尽在其中。盛唐人则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世间性的汉代与精神性的魏晋统一起来，既脚踏实地，负载历史，又表现出高度的内外一致，心物合一，恰到好处地将汉代的刚健恢宏之势与魏晋时期之精神涵养融合提炼，形成一种健语，如同为闲雅之语，陶渊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的时候，无意于山，而境与意正相吻合，这是陶渊明的高明之处。而杜甫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盘。”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而语句雄健过之。俞文豹在《吹剑录》也认为：“陶诗与杜诗所其有者，为人对大自然美景之一种醉赏；而杜诗更多一份健朗。”
可以说，盛唐诗可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健拔之气，这种健拔之气，源于秦汉，成形于魏晋，又在盛唐人的手中发扬光大。
二、盛唐朝诗歌健拔之气的实质内涵
唐诗的健拔之气，不仅仅需要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相结合，更离不开初唐百年徘徊时期的孕育和发展。初唐时期，作家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信，乐观进取，不甘心于埋头案牍，而乐道于建功立业。如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祖咏《望蓟门》：“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这些诗无不反映出诗人们的开阔胸襟，自信之豪情溢于言表。尽管由于上官仪把掌文坛，形式主义泛滥不已，使得基础并不扎实的初唐文风显得薄弱，但“初唐四杰”的雄放刚健却显露出时代的精神需要。正是在建安风骨和四杰功业精神的基础之上，经历初唐百年孕育并综合历史文化之涵养，雄浑阔大的盛唐气象便应运而生。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提到：“一种荒凉高亢的歌声，所谓‘惊风飘白日’、‘高台多悲风’，就是建安风骨的基调。……。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的地方。……建发风骨因此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也是盛唐气象的骨干。”这里也就表明盛唐之健气已经包容建安风骨，并使其作为自己的主调，经过初唐上百年的孕育而趋成熟。在这样一个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一批爽朗豪健的诗人，难怪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感慨：“夫天地之精英，日月之态度，山月之态度，山月之气象，物态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山月，旗翻渭北风。”李白：“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 缨!”健拔之气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事实上，盛唐之后的中唐人文精神则在诗歌中体现出明显的转折。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指出：“同样之山水诗，大历才子不如王孟兴象玲珑，同样之边塞诗，李颀不如王昌龄雄浑。……。李白与张旭之飞逸飘动，即化为一缕孤冷；杜甫与颜真卿之骨力气势，亦早已变而为一片感伤。”如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些诗里已经没有盛唐边塞诗那种乐观豪放的情调，即使和王昌龄《从军行》中描写的“边愁”的诗相比，也有凄凉感伤和雄浑悲壮的差别。所以说，健拔之气是盛唐诗人所特有的。
首先，盛唐诗的健拔之气就风格而言是雄浑之格。盛唐诗歌的健拔之气，是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于诗中，则为雄浑、豪放的风格。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云：“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意为积聚健壮之气，则可为雄。由此可见，健是雄浑的基础。其又云：“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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