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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这就指出雄浑的特点：骨力劲健，气魄雄伟。同时，雄浑与豪放及沉郁，彼此贯通，相互转化，当它沉思默想、蕴蓄待发时就会变为沉郁；当它飘逸飞动，奔放不羁时，则会形成豪放。健之气脉也就贯穿于各种风格，其所包含外用之力与内蕴之力均体现其中，是各种风格的沉淀和融凝。正如杜甫以沉郁见长，却也时见雄浑，如他的《望岳》诗，便是雄浑之作。而李白以豪放见长，却常于豪放中见其雄浑，如胡应麟所指出，李白的“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就是“冠裳雄浑”之作。所以，健拔之气乃雄浑之格。
其次，健拔之气集中表现为至刚、至大的气概。至刚，是一种骨力，也是一种韧劲。殷蟠在评论盛唐各家时，多以风骨论之，如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适：“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晚节忽度常体，风骨凛然。”等等均以风骨而论。《沧浪诗话》也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音。”如他的《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其气势之大，强劲而有力。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气魄之雄壮，骨力之劲健，由此可见。陈子昂之悲慨则兼具雄浑、豪放、沉郁等特点，如《送魏大将军》：“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则豪情荡漾，气概恢闳，健拔之气，溢于言表。至刚还表现为一种韧劲，是内向力。思考愈深，其力则愈强。杜甫的沉郁则属此类，其力蕴于语言之外。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又如《宿江边阁》：“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此时诗人漂泊异乡，仍关心国事，赤子之诚，感人至深。又《冬至》：“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望三秦？”时已冬至，可诗人想到的是长安，爱国之情何等执着！其力量之深沉，如陈酒余韵，劲猛而味醇。杜甫之沉郁把情感隐藏心灵深处，荡气回肠而不恣意宣泄，实为蕴积之力而形成一种健气。健还表现为至大。“大”者既指作家所思之大，又指所见之大，表现在伤口中则在囊括宇宙万物之度。刘熙载《诗概》中说李白：“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又说杜甫：“高、大、深俱不可及。”李杜二人如此，盛唐诸名家，一般也大体具有这些特色。如陈子昂《感遇诗》之三：“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声死，谁怜塞上孤。”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表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维《老将行》：“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反功勋。”都表现出所思至大这一特点。所见之大，则就作家所具心胸和眼光而言。如登岳阳楼望洞庭湖诗，历代颇多佳作。如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诗读之则空阔无际，气象不凡，如在眼前，而杜诗则境界深沉宽大，胸中能吞万物。
再次，就诗作风格而言，健之表现为至刚至大；就作家修养而言，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处处表现为诗人对于人生永不止息地追求。陈子昂在遭受排斥打击后，并不忘记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如前面所提到的《送魏大将军》，仍然豪情荡漾，气概恢闳。而李白的一生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奋斗不息，这也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诗中，浸透了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发而为诗，则自然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也便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十年流落江湖，历尽坎坷，备尝酸楚之际，对朝政不仅时有讽刺，甚至给以猛烈抨击，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虽时有弃世之念，但对祖国的牵挂，仍在诗中有所表现。如《赠升州王使君忠臣》：“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因而终其一生，是不停奋斗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牵挂的仍是国家的安危！而杜甫一生忧患，终其目的仍是为国为民，“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便是他真实写照。这三者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这和他们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分不开，与其自强不息分不开。其实，又何止是李、杜、陈等，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高岑自不必说，孟虽退隐江湖，但其功各心却不在诸君之下。这种仕进之心，本身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而一旦与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便表现出一种健拔之气。由此可知，唐诗健拔之气的内涵应为刚性之气与韧性之精神的结合，在诗中表现为雄浑风格，至刚至大，在诗人身上则体现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寄托。
三、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
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自下而上的时代的最显著力量，也就是政治之间，历来有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也就造成了古代自屈、陶、李、杜以来无数诗人现实生命的坎坷与心理人格的焦虑。这种焦虑就必然带来一种抗争，或将个人之不幸与国家之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或转化悲哀，以诗作为排解冲突，安顿生命之修养。由此形成盛唐人的人文精神，则或为刚性，即向外用力；或为柔性，即向内用力，这两种力度在诗人身上则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突出体现。
长期作用于中国文人头脑中的儒家思想，是盛唐尚健精神的价值成因之一。儒家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盛唐诗人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还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拔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器穷途”，“艰危气益增”。总之，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对作家精神面貌产生着重要影响删地，之又同作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着，尚健精神蕴育于唐诗创作中，盛唐时代、作家思想及作品在精神上的追求，三者之间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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