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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鲁迅写阿Ｑ在土谷祠被捉，用笔的确夸张得几近离奇：“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Ｑ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Ｑ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看，逮一个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住在又破又小的破庙里，只不过空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跟着别人后面偷了几件东西的此时正睡得迷迷糊糊的阿Ｑ，竟然兴师动众地用了正规军（兵）、治安部队（警察）和地方武装（团丁）等三队人马外加五个特工（侦探）的配合，还煞有介事地利用夜色作掩护，还用了现代化的兵器机关枪，甚至捉拿时还悬了二十千的赏，并采用了里应外合的战术，方才捉拿出阿Ｑ。从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上看，这样夸张离奇的描述实在有些不近情理。所以 在《阿Ｑ正传》发表之初，曾有读者写信给鲁迅，“指摘”鲁迅“在《阿Ｑ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Ｑ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的夸张。鲁迅当时并没有给予回答，但在两年后的一篇《忽然想到》的文章里又一次提到了这事，他说，现如今学生的请愿，执政府的门前还摆起了两架机关枪，而“阿Ｑ的事件却大得多了，……我以为即使在《阿Ｑ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在这里，鲁迅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位读者的问题，但从鲁迅的看似夸大其辞的类比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仅不认为他的夸张“太远于事理”，反而还认为他的小说夸张得还很不够，认为现实中的情况要远比他在小说中描写的离奇得多呢！
鲁迅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太远于事理”地夸张阿Ｑ被抓的情节呢？从生活的真实性出发，这样的夸张描写究竟是不是“太远于事理”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鲁迅的看似答非所问的回答，既让我们意识到阿Ｑ被捉场面的夸张描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笔，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又给我们正确解读这一“太远于事理”的夸张描写提供了钥匙。
鲁迅说，官府如此兴师动众地捉拿阿Ｑ，是因为“阿Ｑ的事件却大得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Ｑ的事件之所以大得多，之所以会引得官府捉拿他时兴师动众得“太远于事理”，就在于阿Ｑ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的小案件。阿Ｑ事件的严重性就在于它是在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无论阿Ｑ主观上有没有意识到，他的打着革命旗号的小偷小摸的行动，在客观上，都与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联系。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不久，那些重新上台的反动派，经过了这场血与火革命的磨难，有了这样一次极其惨痛的血的教训，他们的反革命手段变得更为狡诈了，对革命的镇压也就更为残酷了。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阿Ｑ的所谓革命才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他的行动已经不是纯然的个人的问题了，他的行动在客观上与革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必然的联系。所以还没有站稳脚跟，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态的反动官府，面对阿Ｑ的“革命”便如临大敌一般，并很自然地要把他视作革命党的残余分子，唯恐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一呼百应、星火燎原的局面，因而很自然地要用“太远于事理”的军事行动来围剿阿Ｑ了。而鲁迅也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太远于事理”的夸张描写，突出强调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对革命既害怕又仇恨的历史真实，表现反动派对革命的报复是何其残酷，何其“太远于事理”。正是“夸张愈奇，愈见其真”。
阿Ｑ在土谷祠被捉的场面描写，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鲁迅用力透纸背的千钧之笔，满怀着忧愤之情，以看似极度夸张的笔墨描述了阿Ｑ在土谷祠被捉时反动派“太远于事理”的兴师动众地予以镇压，深刻地显示了阿Ｑ悲剧的必然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Ｑ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辛亥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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