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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人才思想对现时代青年的启示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6


周青山.韩愈的人才思想对现时代青年的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06(8)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主将,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这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事实上,在韩愈的仕途中,曾先后做过一次四门博士、两次国子博士和一次国子祭酒,直接从事过教育和教学工作。尤为可贵的是,在官学衰落,世风日下,人们耻于从师为师的情况下,他奋然不顾流俗的嘲讽,重振师道,积极教诲和提携后生。经过他的指点和培养,涌现了李翱、皇甫 、张籍等一批人才,时称“韩门弟子”。韩愈积极培养人才,不断探讨人才教育理论问题,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人才理论,而且对于当代青年人如何成材有深刻的启示。
    一、韩愈的人才思想
    重视人才,善待人才
    韩愈继承了儒家以道德治天下的思想,主张先通过教育的手段向广大百姓灌输封建的道德观念,然后再用刑罚的手段加以控制。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因为德治的问题实际上是人治的问题,人治就需要有大批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为治国兴邦培育人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上层的统治者要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应该效法孟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精神,为巩固封建统治,培养合格的官吏而教育天下之英才。如果不重视教育事业,势必造成人才缺乏的局面,封建统治就会产生“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的问题。
    同时,他还主张统治者要善待人才。他以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说明了人才之难得,批评统治者愚昧无知、鼠目寸光,以及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他认为统治者要了解人才的所欲所求,然后视其才之大小,安排适当的官职,并为其创造能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条件,否则,像对待千里马那样,“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马说》)。何蕃是一个“学成行尊”的人才,但由于得不到善待,只是做了一个太学生。在韩愈看来,“蕃之仁义,充诸心,行诸太学,积者多,施者不遐也”(《太学生何蕃传》),他的才学德行只能行之于太学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倘若他能得一适当的官职,功业成就肯定要比现在大得多。韩愈的朋友柳宗元也是因为被贬后,没有得到善待,“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柳子厚墓志铭》)。凡此种种,都为执政者敲响了警钟,不仅要广泛韩愈的人才思想及其延揽人才,还要善待人才,否则,即使他们有化俗之方、安邦之策,如不在其位,也就难有施展的机会。
    确立标准,重视师道
    韩愈基于中唐的社会实际,把有利世用看作是人才应具备的首要素质。他在《释言》中说:“凡适于用者谓之才,堪任事者谓之力。”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能算作人才的定义。那么,韩愈又是以什么实际标准来衡量人才呢?从韩愈品评、荐举人才的话语中,可以窥见一斑。如:“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从上述可以看出,有道德(个人品质、修养)、能文章,是韩愈对人才的内在规定性。韩愈把个人品性及修养看作是入世的一个前提条件。他认为士人,特别是贫贱之士,要进入权力机构有所作为,“必须有待,然后有所立。”(《太学生何蕃传》)“有待”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修养自身,以备时用。韩愈继承了儒家“正心”、“诚意”、“修身”说,认为要实践圣人之道,必先从人性的自我完善做起。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答侯生问论语书》)在此基础上,才可“勤祖先之所贻兮,勉汲汲于前修之言。”(《闵己赋》)用儒家思想陶冶情操,提高儒学修养。在《送齐·下第序》中,他非常赏识因兄为名相而遭有司冤枉的人士齐,高度赞扬了他无怨无悔,“抱负其业,东归于家”,将利其器,而俟其时的勇于自俭,积极有待精神。同时,他批评那些仅凭学问取名致官,得名后,则弃其业次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者的行为是“务利遗道者”的投机行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韩愈不仅把“有待”看作人才“有立”的前提,更把它作为一种积极完善自我,垂范后世的理想人格模式。
    那么,韩愈为什么把能文章作为品评人才的标准呢?他在《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里的“修辞”即写文章,他之所以将著书立说看得与居于官守同等重要,是因为他认识到写作也可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重视文学修养在唐代又有现实意义。唐代以科举取士,主试诗赋,文辞优劣在主司选人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因而进士科又被称为文学科。韩愈教导青年学子说:“今居进士于此世,求禄利行道于此世,而为文使一世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此欤?”(《答陈商书》)足见韩愈当时已意识到文辞的好坏是士人能否进入官僚机构,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关键。
    韩愈确立了有道德、能文章的人才标准,那么怎么才能培养出这种人才呢?他认为重视师道至关重要。对于“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的社会现实,韩愈甚为担忧,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抗颜为师,收招后学,以身作则,向沿袭了五六百年的陋习发出挑战。他以儒家继承人自居,并自觉地承担起振兴儒学的责任。他说:“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重答张籍书》) 为了能够培养出“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的人才,他在担任国子祭酒后,改变了以前委派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的积弊,以实际才学为标准,严格选拔学官。他曾荐举校书郎张籍担任国子博士,其理由是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沈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在他任职期间,国子监新增属官,一律任用儒生,而且还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可担任学官。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证了教师的学识水平,从而也保证了人才的培养质量。
    甄别考察,唯才是举
    韩愈针对当时通过科举、荐举、以门荫入仕,特别是“以门第勋力进者”等方式选拔的人才良莠间杂的局面,认为执政者应切实注意为国家甄别、选拔有真才实
学的人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果执政者在录用人才时缺乏伯乐相马般的鉴别能力,“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说》)。韩愈以为,为国家选拔有用的人才,乃“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与祠部陆员外书》),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执政者既要像周公那样,“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不得于天下之心”,也要“拔去凶邪,登崇良”(《进学解》),严格甄选制度。
    韩愈举荐人才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所举荐的人才都是经过他长期考察或仔细考核而证明确有才华者。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韩愈提出了“精鉴博采”的识鉴原则,他说:“欲求士之贤愚,在精鉴博采之而已。精鉴于己,固已德其十七八矣;又博采于人,百无一二遗者焉。”在《答杨子书》和《送陈秀才彤序》中,他详细地记叙了这一原则的具体操作过程。在鉴识陈彤时,他首先“目其貌,耳其言”,又留意到素“不轻以事接”的杨凭(时为湖南观察使)对其礼敬有加,同进之士交其称誉,但仍未全信。又“问焉以质其学,策焉以考其文”。可见韩愈识鉴人才态度之谨慎,工作之细致,已远远超出人们常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识鉴方法。事实证明,经过韩愈鉴识而举荐的人才绝少虚枉盗名之辈。更多内容请到-我-爱-语-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浏览
    唯才是举,打破门第限制,不问亲疏贵贱,是韩愈选才的重要准则。中唐时代,旧的豪门士族虽已没落,但出现了新的士庶矛盾,以门第论人、选才的偏向依然存在。以门荫得官者成倍地多于科举、荐举,大批出身寒门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恒遭压抑、排挤。作为庶族士人的韩愈,就曾经历过这种踏入仕途的艰辛和曲折。所以,他一再强调国家在用人方面必须唯才是举,坚决反对以门第论人、选才。在《送齐·下第序》中,韩愈认为:“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宜可焉⋯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乎举仇、举子之事,载之传中而称羡之,而谓之忠。见一善焉,若亲与迩,不敢举也;见一不善焉,若疏与远,不敢去也。众之所同好焉,矫而黜之乃公也;众之所同恶焉,激而举之乃忠也。”韩愈这种破除门第限制的用人思想,在唐宋两代是颇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广大下层庶族士人争取进入国家政权,以遂平生之志的共同愿望。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人尽其才,是韩愈一贯的录用人才的思想。他在《进学解》中指出,各种木料在建房时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各种药物也自有其特定的药用价值。同样人才有的灵乖,有的拙讷,有的屈曲自饰,有的超群出众,关键是宰相要量才而用。这种思想在《原毁》一文中也有正面论述。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而“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通过对古、今之君子在“责己”和“待人”两方面行为的比较,认为君子待人应“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他人有“一善”或“一艺”,就该利用,不要求全责备,并且还要既往不咎,只看他新近的表现,不追究他过去如何。在《行难》中,韩愈也表明了这种利用人才的态度,认为选举人才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即可录用。他不赞成“选人也已详”,即《原毁》中的“其责人也详”;也不赞成“求其初”,即《原毁》中的“究其旧,不图其新”。
    才尽其用,让人才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韩愈最有特点的人才利用思想。韩愈认为,在王朝中兴、国家亟需大量人才而政府各部门“咸不足其官”的形势下,执政者一方面要多方搜罗人才,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地让那些行将致仕的年长官员继续留在朝廷,发挥其余热。在《论孔致仕状》中,他就孔致仕一事发表了看法:“为人守节清苦,议论平正,今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见衰老,忧国忘家,用意深远,所谓朝中耆德老成人者⋯8943 .如癸辈在朝,不过三数人,实可为国爱惜⋯若有德及气力尚壮,则君优而留之,不必年过七十,尽许致仕也。”对人才老而见疏的遭际,韩愈颇多感慨的。他有一篇奇文《毛颖传》,虽是为毛颖所作的传记,却处处关合人事,实际上是写了一个壮而见用、老而见疏的士人。当其有用时,“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一旦衰老,则被弃而不用。秦代对毛颖的少恩寡义,正是类比唐代对士人的少恩寡义。这里又一次流露出韩愈一贯地痛惜人才不尽其用的思想。柳宗元认为韩愈写《毛颖传》是借此“发其郁积”,可谓知音之论。
    二、对现时代青年的启示
    追求成功,完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达到尽善尽美,是现时代青年人普遍追逐的目标所在。韩愈的人才思想,对于现时代青年人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您看到的本篇文章来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 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
    这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志向的青年人,终其一生,只能是碌碌无为,为事所困,无有所成。韩愈的人才思想产生于他的求荐经历和政治理想。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无疑使他产生了浓重的忧患意识;长大之后,应试“四选于礼部”、“三选于吏部”、“三上宰相书”,到升任朝官后的两次被贬的仕进经历,又使他对中唐社会下层的生活实际和“日入于衰坏”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和许多有志之士一起,自觉地承担起匡救时弊、振兴唐室的重任。他把中唐社会的痼疾归因于纲纪散乱和人心背离,他说:“天下之祸,莫大于不足为,材力不足者次之。”(《守戒》)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得人”。这些“人”,既要有儒家传统的士人道德,又要有积极进取精神,以积极入世干预政治来实现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诸方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士人的人生价值如何才能得到实现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而促使他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思考的直接动因,就是广大下层人“怀才不遇”的社会处境。韩愈对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思考,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从而形成了他的系统的人才利用思想。
    要努力塑造自身良好的个人品性及修养
    这是立身处世的基础。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青年人,要想成大事,建伟业,没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品质修养,是很难立足于社会的。只能是行一时,而难以行一世。韩愈继承了儒家“正心”、“诚意”、“修身”说,认为要实践圣人之道,必先从人性的自我完善做起。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在此基础上,才可“勤祖先之所贻兮,勉汲汲于前修之言。”当今的社会现实,把每个人的距离拉近,我们无时无刻都要与别人沟通、交流、联系,没有良好的个人品性及修养,是很难与别人合作、进而实现自身发展的。韩愈尽管是为了“践圣人之道”,但它确实是每个人入世的一个前提条件。
    重视人文素养的积淀
    这是和谐人生的重要组成。好大喜功、偏激浮躁、急于求成是今天青年人心理失衡的通病。如何使他们更能够多一点心平气和、理智用事、脚踏实地,加强人文素养的灌输,不失为一种良策。“书中自由黄金贵”对今天青年人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似乎和韩愈的能文章有点距离,但是从古至今,我们能够看到的顶天立地、有所作为的人物,许多都是能文章的。底蕴深厚、见多识广,是他们抵御困境、知遇制胜的法宝。
    学会寂寞,学会等待
    这是人才“有立”的前提。韩愈25 岁考中进士,十年犹布衣,虽有怨,但无悔,在等待中积极修养自身,以待出头之日。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造就了大丈夫能伸能屈的个性品质,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现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处处充斥着急功近利、盲目攀比;同时,也不乏人生悲欢、大起大落。面对着这样的人生境遇,青年人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更应该学会寂寞,学会等待,在寂寞中等待,在等待中提高;只要具有扎实的功底,就要有足够的耐心相信:“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踏踏实实,“千里马”是会遇到“伯乐”的。
    主动进取,争当“出头鸟”
    韩愈在等待中积极进取,“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三上宰相书”,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机会,展示自我,虽仍然经他人推荐,步入官场,但是这与他自己的主动出击是分不开的,至少达到了宣传自己,扩大影响的目的。青年人不要坐以待毙,不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要有门第之念和亲疏贵贱思想。“伯乐”是存在的,他会注视着每一个人,让他在你身上多一点注视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让他失去耐心。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吧!全面地展示自己,尽管你还在干着你不喜欢的工作。不要退缩,不要观望,相信自己,无怨无悔。“幸运女神”很快就会和你“不期而遇”的。
    韩愈的人才思想虽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积极、科学的方面是不能够抹杀的。它对于今天的执政者选才、用才有所启示,对于正在发奋的青年人也是有启迪意义的。以史为鉴,以史明今,这是我们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制胜之道。■
周青山: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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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刘少龙    责任编辑:刘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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