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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二二7. 马达 .试论刘征寓言诗的艺术创新.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3)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寓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寓言诗异军突起。在寓言诗创作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是刘征。
刘征不是新时期以后才开始写寓言诗的,早在1954 年,他就写散文体寓言,五六十年代,致力于寓言诗的创作,由于他对新旧体诗造诣都较深, 并有相当的艺术功力, 所以他写起寓言诗来, 得心应手, 出手不凡。1963 年,接连在《诗刊》上发表的《老鼠的对话》、《鹅》、《三戒》(《山泉戒》、《海燕戒》、《天鸡戒》) 、《老虎贴告示》等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青少年中反响更大。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盛海耕先生,在1990 年10 月号《诗刊》发表的《刘征寓言诗的讽刺艺术》一文中说:“如今,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刘征笔下的山泉形象,依然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使人想起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历史,想到中外许多才俊之士的浮沉,想到我们共和国的光荣和危难;它催我自省,教我自新,增我默默前行的勇气。”这几首寓言诗,多次在专业的、群众性的朗诵会和文艺晚会上朗诵,引起掌声如雷,朗诵者多次谢幕,气氛之热烈,为建国以来的朗诵会和文艺晚会所罕见。诗坛泰斗臧克家在同年10 月的《诗刊》上发表了《寓言诗杂谈———读刘征寓言诗纪感》一文,对寓言诗特别是刘征的寓言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他说:“寓言诗新花初放,前途是广阔的。它有着其它形式诗歌所不能达到的妙境,对于读者来说,是老幼咸宜。不论在题材或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开拓余地,希望刘征同志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寓言诗来。”
当时,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刘征只写了不多几首寓言诗,“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就席卷了中国大地,刘征也难逃横扫浩劫,主要罪名之一就是写寓言诗反党。刘征悲愤已极,决心就此搁笔,“不留一字在人间”。“四人帮”粉碎后,刘征欣喜欲狂,情不自禁,立即写了两首揭露“四人帮”丑恶嘴脸和滔天罪行的寓言诗《鸱 的下场》、《除四害小唱》。“此后便如奔泉泻涧, 欲罢不能, 十几年间, 数量大大增加, 形式也多有变化。”(《刘征寓言诗后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纵观刘征的寓言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文化大革命前数量不多的寓言诗,不过是新发于（金刑）,初试锋芒,是他的寓言诗创作的前期;改革开放后,他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有较大影响的寓言诗,至今仍时有新作问世,是他的寓言诗创作的后期。本文着重评论刘征后期的寓言诗,必要时也联系评论他前期的寓言诗。
一、辣讽缘深爱
刘征后期的寓言诗,除有一些揭露批判“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倒行逆施及其流毒之作,如《鸱鸮的下场》、《除四害小唱》、《四霸闹学》、《揭丑四咏》、《鸳鸯和鸭子》等篇外,由于“四人帮”的粉碎,使他如同已经枯萎的野草,一夜春风,萌发了无穷的生命力。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改革开放的新生活,与广大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他看到了作为新时期主流的光明的一面,也看到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比如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良风气等等。他写了大量的寓言诗揭露、讽刺、鞭挞这些阴暗面,如揭露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春风燕语》;鞭挞以权谋私的《月光公司纪实》、《花神和雨神》、《桃子和猴子》,给“拉关系、走后门”的严重危害曝光的《烤天鹅的故事》、《佛肚子里的老鼠》。揭露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的社会风气的就更多,如《乌鸦和麻雀》、《乌鸦和仙鹤》、《三面镜子》、《驴耳朵里的跳蚤》、《飞来飞去的大雁》、《黑桃皇后》、《聊呀聊》等。
寓言诗的特点之一是讽刺,讽刺的锋芒直指干部队伍和社会上的阴暗面,这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刘征的寓言诗不可避免地也在非议之列。这些人的主要论点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文艺的主旋律应该是歌颂光明,暴露和鞭挞黑暗是与弘扬主旋律不调和的杂音。也有人认为,即使说暴露黑暗是歌颂光明的补充,暴露黑暗的作品也应该实话实说, 说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不必指桑骂槐,挖苦讽刺,有失厚道。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歌颂光明固然是主旋律,暴露黑暗也决不是杂音,而同样是主旋律或是作为主旋律一部分的协奏曲。比如反腐倡廉,倡廉是歌颂光明,反腐是暴露和鞭挞黑暗,反腐倡廉都是弘扬主旋律,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至于说暴露黑暗的作品应该实话实说,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等等,这种观点是由于不了解文艺作品的规律。比较宜于讽刺的杂文也好,寓言诗也好,都是文艺作品,都有它们自己的规律。文艺作品反映现实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能完全采取平铺直叙的方法,而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采取集中的、象征的甚至是夸张的多种方法,使人们从文学艺术作品对阴暗面的描绘和刻画中,更加认识黑暗的危害性,从而痛恨黑暗,增强与黑暗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比如官僚主义在某些单位是普遍存在的痼疾,甚至有的官僚主义者可以坦然承认“我有点官僚主义”而依然故我;有的单位,副职设置过多,一个局,十多个局长(副局长) 、一个科五个科长(副科长) ,只有一个科员,被戏称为“五官科”,机构臃肿,助长了官僚主义,互相扯皮,贻误工作,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刘征的寓言诗《春风燕语》是讽刺官僚主义的,他没有让官僚主义者直接出场,而异想天开地让两只燕子讨论在局长的办公桌上建筑新巢的问题,燕子认定清除燕巢要写请示报告,文件要在十个局长间传阅,清除燕巢又不过小事一段,轮不上讨论研究,因此可以尽管放心大胆筑巢。这个故事不仅纯属虚构,而且是高度夸张,读者当然不会认为真有这样的事。但这个故事有官僚主义现象的典型情节:一桩本来可以立即解决的小事也要写如此冗长的请示报告,一份报告每个领导都要传阅,画圈,许多件领导上认为是“小事一段”的事排不上议事日程因此而长期拖延不能解决。这些情节都是真实而典型的。正如鲁迅所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真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露阴私’,也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刘征接触了大量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的许多表现及其典型情节,郁积于心,对之深恶痛绝,不吐不快,苦思冥想,寻找寓意与寓言故事、形象、情节的契合点和切入点,终于从燕语切入主题,构思巧妙而自然,婉而多讽,是这篇寓言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权钱(物) 交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所奉行的办事“原则”。刘征的《花神和雨神》对这种权钱(物) 交易的所谓“原则”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几个月久旱不雨,花神焦急万分,当花神向雨神求雨应急时,雨神借口雨是紧俏物质,库存很少,花神要雨至少得等一百天,而当花神答应把花蜜分给雨神一半后,雨神下了充沛的雨,花儿立即得救。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说:
“听说雨神很得人心,因为下属都能吃到蜜,他呢,全家泡在蜜汁里,每个毛孔都甜。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笔再也写不下去,笔尖要爆出个雷霆,它在剧烈地打颤。”
是的,这首诗对那些以权谋私的掌握一定权力的人,不是像炸雷在头顶轰鸣般地让他们胆颤心惊么?
我们干部队伍中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蚀着干部队伍,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刘征说:“我希望我的讽刺诗,能够于开怀大笑或赏心微笔之中含蕴着愤怒和痛惜,能够轻松地激发扫除丑恶现象的力量。”(《诗人的自白》87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刘征《自题讽刺诗集》的一首五绝写道:“护仓须灭鼠,树蕙必芟荆。辣讽缘深爱, 鸣有风声。”(《流外楼诗词》135 页,文心出版社1986 年版) 如果诗人不是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怀着强烈的深挚的爱,怎么能够长期地含蕴着愤怒和痛惜,写出如此众多的尖锐的、深刻的,而又与人为善的能够激发读者扫除丑恶现象的寓言诗呢?
二、刘征寓言诗的艺术创新
诗的艺术贵在创新,寓言诗的艺术尤其是这样。正如陆机所说:“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 刘征创作寓言诗从五十年代算起,将近半个世纪,除去“文革”十年,也有近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刘征写了大量的寓言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创新是刘征寓言诗的艺术的最用力处,也是最得力处。这里试从构思新的故事和形象、新的情节;铸炼新的语言,探索新的主题和题材、新的形式等方面,对刘征寓言诗的艺术创新进行探讨:
(一) 构思新的故事和形象、新的情节
拉关系、走后门,是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较为流行的一股不正之风。会拉关系,把事办成的人,被视为能人;不会拉关系,办起事来困难重重的,被视为庸材。拉关系有种种窍门,被人们戏称为“关系学”,谙于此道者颇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刘征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对之产生了痛加针砭的强烈愿望。他深知:如果采取实话实说的写作方法,罗列走后门、拉关系的种种表现加以讽刺,读者读了这样的诗,如读断烂朝报,是起不到猛敲警钟、痛加针砭的作用的。一首诗要在读者的心中起作用,首先要使读者喜闻乐见,要有新的故事和形象,构思新的情节,使故事的情节寓言化、戏剧化,引人入胜。用什么作这种题材的寓言形象昵? 刘征想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民间谚语。天鹅在天上高飞,癞蛤蟆只会在阴沟里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民间谚语就是专门用来讽刺那些猥琐无能的人痴心妄想得到某种美好东西或办成某种意想不到的事的。“关系学”在某些人看来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刘征想到:要是癞蛤蟆精通此道,他吃到天鹅肉,不就是可能的吗? 整个故事是通过在厨房里烤天鹅的癞蛤蟆和在窗外的田鼠的对话展开的。“关系”的成功运用,使癞蛤蟆不仅吃到了天鹅肉,并使它的贪欲膨胀,竟然想通过“关系”吃到凤凰肉。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最后几句:“蛤蟆能吃到天鹅肉,岂不荒唐;但‘关系’是笑眯眯的特殊许可证,凤凰,也许真的会放进蛤蟆的烤箱。”对“关系学”这样严重的危害,能不触目惊心么? 那些热衷于“拉关系”的人以及那些贪图小利,糊里糊涂被利用并被拉进“关系网”的人,听到这样的响亮的警钟,也该猛醒过来,改弦易辙了。
《佛肚子里的老鼠》,也是精心构思新的故事和形象,精心构思新的情节表达寓意的具有较大现实意义的寓言诗。这首寓言诗,对那些凭借父兄的权势,胡作非为的“衙内”式的干部子弟以及纵容他们的人是极其深刻有力的揭露和讽刺。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加评析。
(二) 铸炼新的语言
寓言诗的篇幅一般较短,所以它特别要求语言精炼,以少容多,以少胜多。寓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寓言的载体的语言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寓言的主题和题材变了,寓言的语言也要随之有新的变化。刘征的寓言诗《移山逸事》,是根据《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寓言生发的。但他对这个故事赋予了全新的寓意,构思了新的形象:愚公移山故事发生在远古的史前时代,愚公移山的行动在彼时彼地是新鲜事物,是改革现状的壮举,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决不会只有一个智叟出来阻止。于是,刘征在原有故事一个智叟出来阻止愚公移山的基础上,驰骋想象,精心构思,生发出一大堆智叟在移山伊始时,就围着愚公,或愤慨,或献疑,企图阻止愚公的移山壮举。
一个说,老愚呵,哎哟,我说你!
这石头从老辈子就横躺在这里。
走路绕点弯儿,大家早已习惯了,
好端端的,干嘛偏要惹事生非?
接着,这一大堆智叟,有的搬出领导意图,有的声称保护资源,有的借口噪音扰民,有的强调安全,给愚公扣上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帽子,这些阻挠改革现状的话都似乎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气势汹汹, 一齐向愚公压来,可愚公只是默默地用挖山不止的实际行动来回答。
远古时代的愚公移山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时间虽相隔千百万年,而改革现状则一。因之,古之移山与今之改革,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可比性、可喻性。这首寓言诗中一大堆智叟对愚公移山伊始时的种种非议可以视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守旧的人阻挠改革的种种借口的一次曝光。时至今日,那些阻挠改革开放的人不是可以从这首诗里一大堆智叟的非议声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么?
这首诗语言精炼,故事紧凑,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是对古代、现代一大堆智叟的尖锐讽刺,也是对古代、现代坚持改革大业的愚公的热情颂歌。可以设想,如果作者不是别具匠心地用一些经过铸炼的既吻合现代又不大违背古代情况的新的语言,以古喻今,就很难起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征的许多寓言诗的语言都是精炼、流利、新鲜活泼而又俏皮幽默的, 如《鸳鸯和鸭子》、《铁牛和蚊子》等。
(三) 探索新的主题和题材、新的形式
刘征是勤奋的。他的勤奋不仅表现在他勤于笔耕,写了大量的寓言诗、杂文和古体诗词上,也表现在他勤于思考,不断探索新的主题和题材、新的形式上。他的寓言诗《上帝的日记》、《海若和河伯》、《最后的香肠》等篇,就是他辛勤探索的新的成果。《上帝的日记》诗中,上帝酒醉醒后,降临人间,漫不经心地闯入某国的核导弹基地,竟被拘留,基地长官要与上帝签署合同,给上帝以优厚待遇,要上帝用特异功能帮助某国消灭其他各国所有的核导弹,以便某国独霸全球。这首诗对企图垄断核武器的霸权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某国的狂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上帝的拒绝,但记入了上帝的日记,大概是“立此存照”吧!《海若和河伯》诗中,海若向河伯要仓库保管费,河伯向海若要水费,互不相让,竟用水作武器打了起来,其结果是:无数生灵化为鱼鳖,城市遭到摧毁,农村一片汪洋,当他们准备给对方以更大的打击时,在上帝的干预下重归于好。这首寓言诗深刻揭露了各国统治者之间争强斗胜,为一己的私利挑起旷日持久的战争,给无辜的人民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最后的香肠》诗中,在遥远的未来,地球被别的星系撞碎,只有男女二人幸存在地球的一块小碎片上,为了保存自己,不惜置对方于死地,竟为争夺最后一段香肠而同归于尽。诗的最后两句阐明了寓意,也表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世界上不只是爱滋病最可怕,不妨在显微镜下看一看人性的癌变。”
这些寓言诗较之作者以往的诗含蕴更深,笔锋从人类历史的高度,直指世界霸权主义的隐患和人性深层的弱点,寓言诗主题和题材的最新开拓,虽可能是诗人漫成之作,但却是他潜心探索,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成果,是值得重视的。
刘征对寓言诗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四十年来,不拘一格,不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的寓言诗的形式,多数是四行一节、有韵,而又富于变化的格律体,也有散文体的、散文诗体的、微型体的、小诗体的、杂文体的、神话体的、童话体的、民歌体的、拟杂剧体的、套曲体的。在他的古体诗词中,也有少数几首可视为寓言诗,如他的《画虎居诗词》中的《寄情·寄居蟹》、《题凤尾螺》、《大钟歌》等篇,可称之为诗词体、古风体。这些寓言诗的新形式,都出自刘征的生花妙笔,可谓异彩纷呈,不可端睨。
刘征在探索寓言诗新的主题和题材,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成绩斐然,雄辩地证明了寓言诗的创作完全可以摆脱一成不变的格式,在多种形式方面,都大有发展的余地,它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三、转益多师
杜甫《戏为六绝句》强调“转益多师”,刘征的寓言诗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是他刻苦学习、“转益多师”而又努力不断创新的结果。下面对他的“转益多师”方面,略加评述。
刘征对古体诗词有较厚的功底,他在中学时期就向旧体词造诣很深的陈小溪老师和贺孔才老师学过旧体诗词,习作了几百首诗词,其中有些颇得两位良师的称许(作者的《流外楼》诗词收入了中学时期幸存的几首诗词,可见一斑) 。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写了大量的不同凡响的旧体诗词,是与他在中学时期就打下了扎实的旧体诗词的基础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初,刘征在他起草中学文学课教学大纲时,因工作需要,读到了《克雷洛夫寓言》,一见钟情,稍后接连读了《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试写了第一篇寓言《狼的礼物》。此后由写散文体寓言而写寓言诗,越写越多,也越写越精湛。他在学习了许多西方大师的寓言后,觉得西方这个时期寓言形式比较凝固,表现手法不能完全满足表现当今世界的需要,于是学习我国先秦诸子寓言,并着手搜集整理、研究先秦及其以后的古代寓言,1984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大型选本《寓林折枝》(我和戴山青先生参与了选注) 。1990 年,在刘征的策划、指导、关怀下,并由他作序,出版了我和另外两位朋友选注的《中国古代寓言诗选》。他认为,我国古代寓言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不是凝固的,而是灵活多变的,深沉地蕴涵着哲理和智慧,往往能放出雷霆的轰鸣和闪电的光芒,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寓言的优良传统,把西方和东方的寓言艺术融为一体,把寓言诗的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他的研究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正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点要着重提出的是,他的“转益多师”不仅限于中外大师,而是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态度,乐于向只有“一得之见”的普通人学习的。他常将他的寓言诗和旧体诗词的初稿, 寄给诗友征求修改意见,就是明证。他说:“漫说李杜这样大诗人的名篇,就是无名之作,也要虚心体味,从中吸取营养。”(刘征《清水白石集》182 页,文心出版社1990 年版)
诗坛泰斗臧克家《刘征寓言诗题词》说:“诗人成绩来自何方? 刻苦学习,学贯古今,于历代寓言佳作心领神会,得力最大。”对刘征寓言诗的这个评价是切中肯綮的。我就用臧老的这几句话结束这篇“试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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