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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战争与美的极致——孙犁创作中的一种情感偏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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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见文章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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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二.一.3.黄科安.女性、战争与美的极致——孙犁创作中的一种情感偏至.开封大学学报,2005(2)
孙犁称：“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买(魏书)、(北齐书)记》)对于孙犁而言，战争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促使他走上怀笔从戎的道路：
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这一地区，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苦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部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孙犁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谈赵树理》)毫无疑问，孙犁以自己的独特创作成了战争年代的一名出色“歌手”。他晚年时，对那个战争年代还是一往情深：“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孙犁文集)自序》)这说明孙犁对自己的作品有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因此，有评论者指出：“评论孙犁的作品，是不能避开颂歌这个词的。[1](p254)
那么，孙犁如何从战争年代中的题材里提取“颂歌”的元素呢?人们发瑰，“从时代的一面来说，孙犁经验中的这个时代，战火硝烟虽然是严峻的现实，在他个人的生活中它们却只是关于各种战斗事件的见闻与时代气氛的结合，并不是一种实地经验”[2](P137)。孙犁的创作为什么会“并不是一种实地经验”?从现实的因素来看，是由于孙犁所称的“太缺乏战斗经验”，他说：“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13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唐官屯》)当然更主要的是由孙犁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审美的趣味所决定的。“他个人最强烈地体验到的感情，却恰恰是经由这种严酷的现实而被简约化同时也被强化了的那种单纯的善良与邪恶、正义与不义的对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审美上，这种对峙都可能促成一个作家对于‘纯净’、‘优美’和‘高尚’的特别倾心”[2](P137)。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孙犁在《山地回忆》中塑造的那个可爱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而该小说中许多故事情节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却大相径庭。现实生活是，作者在去延安的路上，有一次洗碗，被预先埋藏在灶里的一枚土制炸弹炸得满脸的污水和菜叶。他受惊后，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洗脸。结果，在洗脸时，又与一个正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作者说：“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孙犁显然遮蔽了现实中不好或不愉快的一面，而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提纯”和“美化”笔下的人物。用他的话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发掘人类身上“美的”、“善良”的品性，一直是孙犁创作孜孜不倦的探求。孙犁晚年对自己这种情感的偏至作了理论的总结：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文学和生活的路—— 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
在孙犁看来，最能体现这种“极致”美的方式，莫过于塑造女性形象。据有人统计，在孙犁的“抗日小说”中，32个短篇小说就有21篇以描写女性主人公为主。如果再加上其他涉及到女性的篇什，那么这个比例将会更高些。孙犁喜欢写女性，固然是他个性内向慎独、性情偏向阴柔的一种反映，但也与他从小就嗜读《红楼梦》，爱好《聊斋志异》相关。孙犁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中称，《红楼梦》的作者“用了多大的热情”，“写了那么多可爱的人物”，这些女孩子“性格是鲜明的，多式多样的”；同样，孙犁在《书衣文录》里谈及蒋瑞藻作小说考证，斥《聊斋》创作“盖为所描写男女间之爱情，以及女子之可爱处。如此两端，在人世间即如此，有关小说，虽干奇百态，仍旧于干篇一律”，孙犁对蒋氏这样的见解很不以为然，以为：“蒋氏作考证，用力甚勤，而于文学创作，识见如此之低，何耶?”蒋氏斥《聊斋》“干篇一律，不愿再读”，而孙犁的做法恰恰相反，“余则百读不厌”。由此可见，孙犁素来就有一个“女性崇拜”的情结。对战争中的女性，他是一往情深、倾心赞美：“我喜欢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孙犁文集>自序》)那么，孙犁如何在作品中将女性的“极致”美表现出来呢?
首先表现女性的形式美。孙犁欣赏美丽的女孩子，“纯洁”、“优美”、“俊俏”、“聪明”、“温柔”、“伶俐”—— 这是他笔下衡量女孩子“美丽”的一个重要尺度。孙犁这种对女孩子形式美的欣赏趣味，显然有别于左翼文学发轫以来，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对女孩子的审美标准和情感态度。有学者指出：“革命文学由于对革命与力量的崇尚以及政治第一的宗旨，并不看重女性的形式美。孙犁对女性的关注与描绘，看重的恰恰不是她们与男性一致的‘阳刚之美’，而是女性特有的‘阴柔之美’，这些有别于男性的那些只属于女性的美，往往体现着人生的诗意与温情。”[3] 《山地回忆》中那个穿着“阜平蓝”破袄裤，风吹红了脸，手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山地小女孩；《红棉袄》中那个头发梳得很平，机灵的两只大眼会把小屋照亮的姑娘，毅然脱下刚穿上的红棉袄，盖在患病的小同志身上；《子弟兵之家》中那个在家带孩子的军属小翠，屋里窗子贴着剪纸，思念在前方打仗的骑大马、背洋枪的丈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个个是多姿多彩、绚丽灼目。即使到了晚年，孙犁对一些女孩子在他早年心中掀起的波澜、留下的印痕，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保定旧事》)
我走回小花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小花正在迎门的板床上歇晌。她穿一身自己织纺的浅色花格裤褂，躺得平平的。胸部鼓动着，嘴唇翕张着，眉上的那块小疤痕，微微的跳动着。她现在关极了，在我眼前，是一幅油画，一座铜雕，一尊玉佛。(《石榴》)
《保定旧事》中的王淑，是孙犁到保定平民学校当教员时的一名女生。这名女生痴情于孙犁，她总是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孙犁所在的大楼。孙犁对这种目光的解读，本身就说明他当时读懂了这位少女所释放出来的青春诉求；《石榴》中的小花，是1947年他随冀中土改小组到博野县下乡时，所住的一位房东的女孩。这家子对孙犁特好，经常做好吃的给孙犁。土改工作结束后，孙犁迷恋这家子，过了一些天，他自己又单独骑车回来。引文里描绘小花躺在迎门的板床上歇响的“睡姿”，就是孙犁进来时看到的情形。那时候，土改组一撤，村里的情形就很复杂，这家的大娘对他的到来态度很冷淡，与原来简直是判若两人，嘴里还嘀咕：“别人不知怎么说我们呢!”可是，孙犁为什么对这家子如此的深情厚意、恋恋不舍呢?在文章的末尾，孙犁很有哲理性地告诉我们：“老年人，回顾早年的事，就像清风朗月，一切变得明净自然，任何感情的纠缠，也没有，什么迷惘和失望，也消失了。而当花被晨雾笼罩，月在云中穿度之时，它们的吸引力，是那样强烈，使人目不暇接，废寝忘食，甚至奋不顾身。”不可否认，孙犁所谈“感情的纠缠”，并引起他如此“奋不顾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他内心痴迷小花这尊“玉佛”的结果。
从叙事技巧看，孙犁认为，要使描写的对象变得“单纯”和“明净”，“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样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这样即使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但是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4](P10-l1)所谓抓住“一个鲜亮的环节”，在孙犁的笔下，常常是以片断的描写和细节的烘托，来强调表现女性的形式美：
那个新来的叫王振中，自己说十七岁，家里愿意叫她出去。这个女孩子说话声音低，但听来很清楚响亮，老是微笑着，还有些害羞。..只是在说话中间，有时神气一萎，那由勇气和热情激起的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来，透出一股阴暗；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眼睛对人有无限的依赖。
在会场上，我看见王振中穿了黑色棉军装，外罩一件长大的棉背心，背包、挂包、小碗、防毒口罩，一色齐全，和那些小同学一样站在队里。她的脸更红，更圆，已经洗去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的跳动，两片嘴唇却微微张开，露着雪白的牙齿，睁着大眼睛望着台上讲话的程子华的脸，那依赖更深了。
这是孙犁小说《走出以后》里的两段文字片断。将这两段文字片断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孙犁同样对一个17岁的女孩子王振中的描写，但前后细节的变化差异较大。第一个文字片断是写王振中未走出婆家的情形，作者通过细微的观察，捕捉到富有表现力的细节— — “有时神气一萎”和“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反映了这个女孩子受到封建婚约羁绊而流露出精神痛苦的表现；第二个文字片断却是王振中在“我”的帮助下，从婆家逃脱出来，进入了抗属中学的卫生训练班学习。此时，“我”再见到她，她已经完全变换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已经“洗去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的跳动”了。作者有意刻划了王振中前后两个细节鲜明的变化和对照，从而典型地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新时代战胜旧时代的胜利标帜”[5](p389)！
孙犁还通过意境的创造和诗意的抒写，来塑造和烘托出女性的形式美。孙犁曾试写过分行的诗，结集成一本《白洋淀之曲》。这些诗歌大约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但他诗的情绪和构思却有助于小说创作。他说：“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惟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我少年时，也很喜欢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小说的抒情手法》)就他的小说而言，诗美不仅渗透在艺术构思中，也渗透在艺术表现上，渗透在语言里，渗透在白描中。而且这种渗透，极为自然，不假人工。因而，孙犁笔下的女性描写别具风采，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自有一番动人的风姿和诗意的格调：
晚间休息下来的时候，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来。忽然，我也想起在一个黄昏，不知道是在山里或是平原，远远看见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飘卷在晚风里。Z．．417集齐的时候，那上面第一会出现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一个人拉南胡，一个人吹箫，演奏给人们听。(《琴和箫》)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荷花淀》)
前一个引文讲“我”思念那两个小女孩，在情感深处拒绝她们牺牲的残酷现实，相信那“漫天的芦苇”能够升腾起一种力量，创造人间的奇迹—— 她们依然“活”着，而且在“我”的想象中，她们还在哪个“山里”或“平原”的舞台上，为人们演奏着“琴”和“箫”。显然，作者径直越过逼仄的现实，以浪漫的手法、抒情的笔致，再现两个女孩出现在舞台上的诗意画面。后一个引文为传诵一时的名篇《荷花淀》开首的句子，也是研究者经常称道孙犁富有诗意创作的一段经典片断。小说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一个借景写人的清凉世界，“这里没有写湖水，但千顷水淀的空气、情调和物产，都融汇在一个农家小院之内；没有写人的音容笑貌，但她明慧秀逸的气质，都随着手指上的苇眉子，不仅在她怀里、而且在读者心灵中跳跃” [6](603)。孙犁通过对水生妻子月夜编席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物我交融、意与境偕的富有诗意的画面。难怪杨义称孙犁是“文学史上的清才”[6](p601)。读他创作的这一类抒情小说，“却有点近似于诗歌和音乐那样的艺术魅力，像诗歌和音乐那样的打动人心”[7](p233) 。
其次，孙犁通过作品还执着表现女性的内在美、心灵美，将女性尊崇为传统伦理道德美的典范。赵园以为，“孙犁是一位兼有诗人与学者气质的小说家。正是那种隔着时间的距离看生活和对生活进行理性探索的倾向，使他的小说尽管以情胜，却决不浅薄，那弥漫着的诗的氤氲，常把你的情思引向高远的境界。”[8](p267)也就是说，孙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小说家，他的作品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关键在于沉淀了生活伦理的内容，因为他还是一个富有“学者气质”的作家，有着对“生活进行理性探索的倾向”。孙犁说：“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小说与伦理》)有学者以为：“伦理是传统文化的‘缩本’，是民族的细胞，通过对一个民族的伦理观念的解剖，可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伦理观念延续到20世纪，受到现代文明和一些所有制政权的冲击，往往显露出两面性：一是作为封建政权和制度的麻醉剂，以其传统的温和的规范消解着人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二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以其通向人类永恒的亲情赋予人民在现实严峻的情况下必须支撑着情感世界。” [9]虽然孙犁像“五四”现代作家那样也在作品里关注封建伦理制度对中国妇女的戕害，如《走出以后》中的王振中，以参加革命的方式，终于挣脱封建婚姻枷锁的羁绊，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孙犁更侧重于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中探寻精神的支柱和发展的契机。“女性— —人类亲情的终极关怀者，在孙犁的笔下有着对丈夫、长辈、祖国和民族平凡而伟大的爱，作家把握她们拥有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突出她们崇高的民族本位精神。” [9]因此，在孙犁的早期小说中，从日常的伦理视角描写广大的农村女性，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
孙犁称：“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孙犁文集>自序》)他还说：“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在小说《光荣》中，丈夫原生在外参军，投身于抗战，妻子小五却满腹牢骚，以为这种“光荣”“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男人一起过日子。而原生儿时的伙伴秀梅，却认为原生这样做，是“比吃饭穿衣更光荣的事”。当小五从婆家出走后，秀梅就主动帮助原生父母料理家务，耕耘田地。有人认为，秀梅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得到原生的爱情?秀梅坦诚地说：“我不是等着他，我是等着胜利。”是的，为了让胜利早日到来，她才日夜不停地竭尽自己的力量。“也正因为有无数像秀梅这样能够尽心尽力、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秀梅做出个人牺牲，和采取那样的一系列行动，原意不在为了换取原生的爱情。但她的宽广胸怀和优美情操，却使她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10](p7)
诚然，孙犁在反映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妇女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时，他更多采用不同于一般延安作家的写法，即从日常生活的伦理视角，着眼于女性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体验和表现，写出广大农村妇女的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比如《荷花淀》，介绍那个时代根据地习见不鲜的题材— —妻子送郎上战场。孙犁的才华在于，他从平凡的题材中呼唤出诗，呼唤出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世界。杨义对此做出精彩的文本分析：
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和村中的几位青年报名参军，明天就要开拔了。当他回来向妻子说明自己“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时候，妻子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作品善于把握人物心灵的微妙颤动和言谈上的弦外之音。妻子的话音中带有几分嗔怪，几分嘲讽，但是在一个融洽无间的家庭中，嗔怪和嘲讽较之单纯的鼓励语气，包含着更为诚挚的难舍难分的感情。家中有老有幼，百事都得操心，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她需要的只是理解：“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你干的光荣事情，我不拦你。”慷慨悲歌的场面化作似水柔情，一个质朴而刚毅的水乡男儿和一个秀慧而贤淑的东方女性的心灵，就这样默默地交流着，一切都是白洋淀的本色。[6](p603-604)
孙犁继《荷花淀》后创作了《嘱咐》，男女主人公不变，那个让妻子朝思暮想的水生，一去就是八年，此时他已是副教导员，部队重返冀中时，他请假绕道回乡探亲。对于他们夫妻俩相逢的场面，杨义这样进行解读：
他看见妻子向他咧嘴笑了笑，就转身抽泣，尤其是听到妻子拉过那个认不出父亲的孩子，含泪笑说：“这就是你爹，一天价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人非草木，当妻子按照中国妇女惯有的行为方式，借孩子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欣喜之情的时候，谁能不为之动心。丈夫一番问寒问暖，凝结成一句话：“自然你们也不容易。”这是与《荷花淀》中妻子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的话相呼应的，它包含着历尽艰辛之后伟大的人间理解。作家把握情感流露的“中国方式”，纤细人微，分寸感极强。“中国方式”的女性到底是讲究“相夫齐家”、谦恭知礼的，这个妻子并没有过分渲染自己的难处，却要丈夫到公公的坟上看看。她记住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不容易”，而是公公的“不容易”：“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惟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自然，妻子知家庭之“礼”已经和知时代之“理”化合为一了。[6](p605)
孙犁笔下这两个“分别”与“团聚”的场面，杨义分析得人情人理、精彩到位。在那个战争年代，广大的抗日儿女离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家园，分别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与亲人团聚，正是这种精神信念，这些“水生嫂”们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的宽广胸怀，在她们身上焕发出难能可贵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光彩。有人以为，孙犁“写政治生活是载体，表现出强烈的善恶倾向和人伦意识才是目的”[11] 。恐怕这样的看法，还是有偏颇。最起码，孙犁描写抗战的小说，不好归为这一类。因为孙犁的抗战小说，能够将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与广大农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表现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美很好结合起来。也是在这层意义上，孙犁才会受到当时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和推许。
孙犁在小说中也极为关注解放区广大农村妇女的婚姻问题。他认为：“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把人民的特别是妇女的旧道路铲平，把新道路在她们的眼前铺好。”(《正月》)《走出以后》的王振中因能参加革命，从而摆脱不幸的封建婚姻的羁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正月》里的多儿因农村民主政权的建立，她有机会选择走一条与前面两位姐姐不同的婚姻道路。她的对象是大官亭新农会的副主席德发。而新的婚姻观，带来多儿新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她不要什么陪嫁，以为现在翻身了，生产第一要紧，只要一张新的织布机；婚礼不坐花轿改骑马。可以这么说，孙犁通过婚恋主题的诠释，“更多地宣传了婚姻恋爱自由的进步观念，积极为解放区农村走向文明而呐喊，激励农民们追求新生活，从而达到文学最终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和革命给农民的允诺及革命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是一致的。”[12]
然而，孙犁创作的婚恋作品，其政治层面与当时延安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构关系，并不意味着，他就丧失个性化的立场和人道主义的探索。中国农村社会的伦理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变动，早在抗战期间就发生了。孙犁说：“战争使人们忘记了祖宗的封建礼法。”(《婚姻》)他注意到农村生活在婚恋问题上出现的细微变化。孙犁创作的《钟》，女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尼姑，名叫慧秀。她大胆违俗，不顾自己的尼姑身份，看上村里一个“顶有用”、“顶漂亮”的青年大秋。小说写道：“对于慧秀，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心的人，一个漂亮人。她和他好了。并且立时就怀上了身孕。”这样，慧秀不仅身份特殊，而且敢于“未婚先孕”，来追求自己的幸福。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慧秀不仅反抗了自己的师父和想侮辱她的大乡坤林德贵，而且她在还俗后，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藏起庙里的那口铁钟，并在日寇面前坚强不屈。小说的尾声写到，慧秀经历了一番曲曲折折的磨难后，终于如愿以偿地与自己的心爱人结婚。此时，作者神来一笔：
结婚以后，慧秀身子软弱，变的很娇惯，她一步也离不开大秋。现在她活像一个孩子了，又贪睡．每逢半夜以后，大秋警觉地醒来，叫她推她，她还是撒迷怔，及至走到道沟里了，走到野地里来了，大秋走在前头，她走在后头，她还是眯着眼小声嚷脚痛、腿痛，大秋就拉着她走。有人认为，以上这一段文字是孙犁的败笔，慧秀变得如此“娇惯”，与她先前刚毅的性格不相符。然而，一个在生活中曾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女子，一旦有了丈夫，就变得“娇惯”，“活像一个孩子”，这在生活中存在这种可能性。郭志刚对此分析道：“一株枯黄的弱苗经过园丁的及时浇灌又得到复苏，一只垂死的小鸟经过主人的悉心调养又重新啼啭，都会引起这种感觉，只是这里引起的这种感觉更加沉重。慧秀的这一变化，不是思想上的‘退坡’，这是过分干裂的土地，当一朝饱吸了温存的雨水之后，因而变得‘疲软’的表现。”[13](p67)的确，慧秀因有如此“娇惯”的表现，才更显得她的“女儿态”的可爱。
固然，孙犁看到根据地的广大农村青年男女的婚恋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他在《婚姻》里写的：“爱情在一种特殊残酷的环境里，以一种非常热烈的状态形成了。打走鬼子做夫妻，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孙犁也发觉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地的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复杂的一面。《婚姻》中女青年如意，少年气盛，曾在会上与村长争吵。结果区里派下来的一个年轻干部，与村长一起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反淫乱”为名，不仅撤消了如意的恋人宝年的民兵资格，下了他的枪，而且用大喇叭向村里宣布“戒严”，传唤如意，并将如意看押起来。孙犁在作品里传递了一个信息：党内某些人的极左做法，一旦与村里的恶势力结合起来，对刚刚建立的农村民主政权的危害是相当大的。这也说明农村妇女在婚姻自由的这条道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婚恋问题的题材创作上，孙犁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母亲辈的妇女，揭示她们所承受的婚姻不幸和人生痛苦。《香菊的母亲》，这是一位在解放区土改中涌现出来的“贫农斗争骨干”，但她却有一个辛酸的过去和不幸的家庭。她六七岁时，被卖给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作妻室。现在她和那个“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的老年丈夫没有感情，而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丈夫的弟弟有了生儿育女的关系。这种家庭关系是“充满悲剧的”，但“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造成这种悲痛的根源是“贫穷”，是一种“制度的结果”。因此，作者为像香菊母亲一类的妇女作辩护：“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份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孙犁的这番议论，显示了他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而是有分析、有鉴别，并从农村妇女的切身病痛出发，为她们争取合法的权益而辩护。
有人曾笑话孙犁是“以写妇女起家的”。如果这话摒弃嘲笑的含义，却也是一种事实。孙犁曾说：“在农村工作时，我确实以很大的注意力，观察了她们，并不惜低声下气地接近她们，结交她们。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谈铁凝的(哦，香雪)》)孙犁正是基于这种对女性“美德”的崇拜心理，在笔下描绘了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让人感到作家已进入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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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科安(1966一)，男，福建安溪人，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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