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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传统，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皆由此开出。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要在社会结构中合理而有效地安排好各项制度，以阻止权力的膨胀与僭越屈原以道德（道义）制约权力的理路恰恰忽略了制度化的措施，而笼统地将权力交给道德来看管，其结果是自身外在的操作性日益弱化，一旦遇上权力的滥用，便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喊出几句道德口号就败下阵来，重新又退回来坚守内心，更加用功于内圣的道德修炼，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构筑道德理想国的内在困局在理论上决定了屈原的悲剧。若放宽历史的长度，冷静地反观这一悲剧，屈原人格的特异魅力当然会给予今天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但是，屈原（连同整个儒家士人）的道德理想国似乎更应激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拷问”式的严峻反思。屈原道德理想国的核心精神表现在，它不仅高扬道德的理想主义，让内圣呈极度膨胀之势，而且将道德全幅地投入政治操作层面，使政治发生激烈的道德“磁化”。这样，形成了对于政治权力系统的僭越，从而导致自身定位的迷失。此一迷失无论对于政治本身，抑或对于迷失的个体，灾难都会是深重的。于政治本身，价值理性内圣的高度膨胀，势必在政治操作上形成一种“高调逻辑”，然后以此高度理想化而又极其简单化的高调逻辑去笼罩繁芜复杂的真人真事，其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而无力应付繁复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官僚行政系统运转迟缓乃至失灵，造成效率低却又花费高的情形；一方面是道德对于政治的大换算，所有的政治操作上的行政技术问题，通通换算成为道德上的问题，道德的判断转换了政治上的技术讨论，官僚行政系统日趋丧失其技术性本质，无法进行正常运转①。于定位迷失的个体，他们企图以道德转化政治，以道德（道义）制约权力，而自身又缺乏外在制度化的操作性，故尔在君王个人权力极端膨胀的威慑下，或者噤若寒蝉，或者装疯卖傻，逃脱罪责，偶尔有二三子站在道义的立场诤谏几句，也少有善终。因此，屈原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自身定位迷失而导致的悲剧。这个悲剧在中国上演了两千余年，无数屈原式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权力的镇压下殉了那个高悬着的“道”。面对这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诅咒万恶的专制权力自然无可厚非，但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亦应当有所警觉与自省。在政教不分的大一统专制格局下，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价值的传承者，理应将自身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实际的政治操作，以自身拥有的文化价值进行社会批判，或者为社会批判提供文化价值的资源。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获得一种“隔离”的智慧，从而走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也走不出的两难选择的困境：要么流血，要么丧失独立人格。前面业已指明，屈原自我圣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准宗教，它是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代替宗教，亦可视作道德越过自身的边界，抢占了宗教的地盘。质言之，是一种道德化的宗教。它的形成，乃是经由作为价值理性的内圣的极度膨胀，把彼岸拉到此岸，造成彼岸在一种意义上消失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此岸化。可以看到，屈原的（当然亦是整个儒家的）道德理想国，作为一种人间天国，正是经由彼岸的此岸道德化而构筑成功的。彼岸的此岸道德化，成就了道德的理想主义，却扼杀了宗教信仰。而甚为吊诡的是，道德似乎唯有与信仰携手，方可成为真实的道德。这里的原因在于，宗教有超越之神的存在，行使道德的个体对它怀有一种虔诚与敬畏的情感，于是，外在的道德律令可以自觉内化为道德准则，而使个体彻底地心悦诚服。这种与信仰相伴随的道德，在实践中贯彻起来才不至于半途而废，才不至于为掩人耳目而虚伪化。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从来没有从外面设立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而是从个体内在的善端入手，经由内圣的自觉修行，达至圆满的道德。这种道德律令具有“卡理斯玛”的超凡魅力与楷模效应，却不具备深沉的震慑与畏惧之力。它太坚信个体内在的良知良能，因而对人性充满了乐观主义，而对人性中之负面性关注不够。这种对于人性光辉的先验设定，以及对人性负面价值的漠视，其直接后果是很难保证个体至善道德的最终达成。没有信仰，没有虔诚，没有敬畏，仅仅凭借个体善端的扩充，仅仅凭借个体自觉的慎独，很有可能使道德在个体的实践中流于虚伪化，造成一批又一批的伪君子、假道学。所以，在中国古典时代，道德场里充斥着瞒和骗，真正像屈原那样的殉道之士并不多见，真正的圣人也没有几个，大批产生的是虚伪的道德先生。没有刻骨铭心的震颤，没有对于未来审判的恐惧，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只是不做给世人看罢了。
（本文作者：胡学常南开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生）
天津社会科学 97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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