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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翰林时白居易走的还是初盛唐时的隐逸道路，但是退居渭村使他开始思考起人的生死与人格价值来，使他发出了“今朝不尽醉，知有明朝不？”的哀叹，于是他转向了佛教寻求解脱，寻找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土”（《画西方帧记》），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发现了禅（如果说净土是白居易的终极信仰，禅宗就是他的生活信仰，这种禅净兼修的态度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体现，如《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纪之》中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南祖心指禅宗，西方社指净土）。并且他发现，禅比醉、比儒道更有效。试看他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十三《和知非》：
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旷廓了如空，澄凝胜于睡。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既得脱尘劳，兼应离惭愧。
纵观白居易全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便是：退居渭村时他诗中的生死命题多表现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但是经过了一系列沉浮之后，我们在他任宾客分司的晚年再次看到“死”这个字眼的时候，那份恐惧已经荡然无存。他在《把酒》中说：
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是故达道人，去彼而取此。
他又一次“仰问天”，但是已不用天来回答。白居易以生死之疑惑而倾心禅理，但是禅理给他的却是一种“旷廓了如空”的旷达，不仅是“古今谁不死”的旷达，更是“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这样一种对仕途和人生的旷达，这使得他不惧生死，不慕荣华而转求自身的闲适。
在封建集权制度日益专制的情况下，“臣衰君强”的事实使他无奈地说出了“穷通谅在天”，于是他转向自身人格的完善，恰恰在禅宗里他找到了这样一条保持人格独立、完善自身人格的道路。禅宗的“本心清净”、“见性成佛”恰恰与儒家理论，尤其是孟子的理论如此地异路同归：本心清净相当于性善说，见性成佛相当于人皆可为尧舜，而佛性真如又相当于浩然之气。白居易看清了这一点，认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不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三教论衡》）。于是他一方面“浩气在心胸”、“唯当养浩然”（《达理二首》），一方面又以居士自称，效仿维摩诘游戏人间的态度。在这样的融合和“穷则独善其身”、“道不行则隐”的支撑下，他走上了“中隐”之路：身在仕途而又不问政治，远离流俗而又不遁迹山林。他在中隐状态下可以无身家性命之忧（即“致身吉且安”），又可以悠游玩耍，可以登秋山，逛春园，赴宾筵，恣欢言，如果要摆酷，还可以掩关高卧，并且“随月有俸钱”。；这样就免了那些终老林泉的小隐之士的孤苦，免了王维在清贫中焚香独坐的寂寞，也免了再遭左迁之祸，在激烈混乱的党争中找到了一个避乱的安全岛，真正达到了“忧喜由己”的境界。
至此，中隐思想以其居闲职全其身适其心的面目显现了出来。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不再积极进取以求荣达富贵，而是任运随性，转而追求一种非贵非贱，处穷通之间的仕途生活。很显然，它对社会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价值观的天平倾向了个人的安适，并且在个人的安适中建立了自足完善独立的人格。
这种由向外而向内的转变在白居易关于富贵的观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说：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这种论调在理学开创人物周敦颐那里得到了继承：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12]
并且白居易所怀疑的孔颜人格也成了理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寻颜子仲尼乐处”的基本命题[13]。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追求社会价值转而追求个人价值的这种转变使得儒学获得了新的能量，最终以大谈“心性”的理学的面目结出了新的花朵。而这种由外向内转变的意向正是以白居易为首的中唐士大夫开始萌生的，并且在白居易的中隐理论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五）结语
当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的时候，魏晋的士人找到了一条儒道兼综的玄学道路[14]，而到了整个封建制度由盛转衰的中唐，儒道齐一显然不再有强劲的药效，于是，禅宗在吸收了道家的精髓之后，迅速成为了士大夫的信仰。儒学在禅的影响下，“把人性的研究与心性的修养作为主题”，感染了强烈的宗教色彩，最终形成了大谈心性的被人目为儒教的理学[15]。而这种儒禅融合以及由此引起的士大夫人生理想由外向内转变的过程，在白居易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难怪元好问要说：“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16]与号称“诗佛”的王维相比（王维是并州太原人），白居易才真正得到了禅中深味，从而走上了中隐之道，成了其后许多文人士大夫所标榜的楷模。
注释：
[1].引自闻一多《诗的唐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P87，郑临川述评，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2].引自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P19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3][6].参看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P200，P215—22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4] [5] [14].参看许杭生等著《魏晋玄学史》，P183—P184，P261—P263，P18—P27，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
[7].引自胡适《楞伽宗考》，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说儒》，P217，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8].引自潘桂明《佛教禅宗百问》，P60，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9].参看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P35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0].参看顾敦鍒《佛教与中国文化》，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P77，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10月版。
[11].引自李商隐《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转引自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P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12].引自周敦颐《通书·富贵第三十三》，《周敦颐集》，P38，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转引自陈来《宋明理学》，P45，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3].见《程氏遗书》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16：“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转引自陈来《宋明理学》，P43，同上。
[15].参看方广锠著《中华文化通志·第9典·宗教与民俗·佛教志》，P1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6].引自元好问《感兴四首之二》，《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转引自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P181，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参考文献:
① 《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
②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③ 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④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⑤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⑥ 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10月版。
⑦ 许杭生等著《魏晋玄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
⑧ 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⑨ 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文学遗产》1995年03期。
⑩ 孙思武《苏轼与佛教》，《文学遗产》1994年01期。
作者:应 良 伟
联系地址:浙江省磐安县盘山中学
邮政编码:322304 作者邮箱： king_smile@tom.co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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