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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嘉
谭：是什么触动你要写作？
王：一开始是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我想说话，特别想说，说得也特别多。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考虑，考虑自己的归宿。总得做点事情，就不妨做自己喜欢的事。应该说，我对说话这种事情做得还比较顺手，而且也得到回报，所以也就一直做下去。十年以后吧，就有了一些变化，就是我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后，对写作的考虑全变，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那种单纯的倾诉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新的愿望产生了，是一种对想象力的吸引，这时候就好象和写作脱离开来了，它是它，我是我，不像原来是一体的。以前就是不断的说，现在我可以拉开距离，就是我要做一个东西。
谭：当你说你要做一个东西，指的是写作的形式抑内容，还是要表达某些思想？有些什么考虑？
王：写到这个时候好象就比较复杂一些了。想说的话还是有，当然是必须有想说的才能写，但不像过去那么简单。过去是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把这个心情表达出来就行了。现在这种表达的心情比较隐蔽。好象有一样东西，当它还没有找到它存在的形式的时候，它就好象变得无所归依。那么我总得找一个形式。找什么呢？找一个故事，然后找一个叙述的方式，叙述的语言。这些一定要合乎我想要说的东西。这就是互相要去碰。往往是我有话要说了，然后就去找故事。有的时候是反过来，有一个好故事，不知什么地方吸引我，在哪一点上和我想说的话有关系。这就变得比较复杂了。一方面这种表达的愿望会比以前来得复杂和隐蔽，另一方面是寻找形式，真的变得有一点匠气。我觉得写作还是一个手艺活，真的是有许多具体的工作，很多问题都是非常具体的。等到你坐下来写作吧，其实你想的事情是非常简单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谭：在你寻找故事与形式的时候，后头有没有一个更深的理念？为什么你现在表达的愿望比以前复杂和隐蔽？
王：因为以前想表达的事情都和自己的经验有关系，而且是直接的关系。就像我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感想。现在我觉得个人的经验在前二十多年里已经用完了。剩下来的就是看别人、看世界。这本来是一体的，现在变成了两方面、两种存在──我看它、它看我。这时候自己想说的话就是一种理念了，也可说是变成了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其实一个人在年轻时都在大量积累，而且是在一种很饥渴的状态。等到了廿多岁以后，其实人生大任务都已经完成了，有职业了，有婚姻了，有家庭了，好象感情生活也尘埃落定了。好象自己整个经验的储存也就到这儿了。再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看了。
谭：这跟年龄有关吗？以前从生活里找素材，现在把自己抽离出来看世界，是这样吗？
王：年龄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年轻的时候总喜欢看自己，觉得自己最重要，自己的一切就是这个世界。年长以后，真的觉得自己不过这么一点儿，真的很有限很有限。要看自己来写作的话真是太有限了。那么就是看别人、看世界。还有，我觉得和写作有关系。写作这种劳动非常消耗资源，很消耗你的经验。不写作的人吧，自己的经验很够用了，他的经验可以供给他自己的内心生活，供他自己的回想。但写作的人不断在消耗个人的经验，而个人的经验又不够消耗。尤其是当你有了创作的欲望时，想创造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候自己经验就很不够，必须去看。
谭：生活、人生经验、看别人、看世界……写作还利用其它资源吗？
王：阅读提供不了什么经验，因为阅读已经是别人二手的了，带有别人的主观性，只能欣赏或学习，但不能作为你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确觉得故事特别少。而我们这种人，一般的故事是不能满足的。我想找好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固定的方法去积累这些，总是在碰撞。往往是一些无意的事情给你一些材料。譬如写「长恨歌」吧！真的很无意。大概十多年前，我看了一个小报，报上有个新闻，是个案例。我也看得很马虎，一眼而过。它让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说的是一个上海小姐最后被一个城市社会青年杀掉了。这里面的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好，特别有戏剧性。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变成一种虚构的东西。但我一直没有写，一直等了十年。十年后自己年龄也将近到了四十岁。忽然心里有一种想说的东西把它合起来了。这时候就坐下来写了。好象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还有我最近刚写完的这个长篇，也是很偶然的。九六年我生病，到乡下一个人家去住了一个月。那个月真的是养病──走走看看翻翻闲书。过了几年，那边的事情又浮现到眼前来。从那年以后，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年都抽出几天时间到江南的小镇去住几天。在这种小镇住了以后，你就有了一种见识，然后去年就写了这么一个长篇，写的就是小镇上的生活。
谭：现在社会上读者的口味改变了。他们似乎对通俗的文学或非文学更有兴趣。外界其它的东西也分散了他们对文学注意力，文学成了大众文学的时候，对作家有什么影响？
王：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我甚至很怀念文化大革命我们青春的时代。那时物质真是非常匮乏，什么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都非常丰富。我想我们都是在那种内心要求里开始学习文学。在今天的社会里，我觉得年轻人都非常性急，性急地想从阅读里得到快感、性急得没有一点耐性说我静下来好好地去想一想、慢慢读、慢慢地去得到这种乐趣。他们要快速地得到乐趣。在这种状况下，读小说变成一种奢侈的东西了，成了一种奢侈的娱乐。读小说要有一种准备。你要慢慢地进入小说里面。因为要从一个现实的世界进入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这种准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他们愿意一下就切入到一个使他们惊奇、吃惊、震惊的世界里去，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愉悦与刺激。这种情况下，读小说的确变成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我个人比较幸运。我在八十年代已经成名。成名起码使别人对我的小说带有一份信任。读者拿着我的小说不会像对其他年轻作家，有一种试试看的心情。他们还信任你，耐心地读你的小说，相信读这小说不会白费时间。现在一些年轻没有成名的人写小说是要花很大的决心去选择的。他们的确很困难，必须说出一些很古怪的话，做出一些很古怪的姿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读者才会有耐心去读它。所以说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即兴。看起来好象很满，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单调。我觉得这个时代做小说家，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对自己的小说比较有自信，别人还信任我的小说，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但是我对整个文学的前进与状况是非常悲观的。我比较幸运，生长的时代是比较匮乏的时代。我们好象得到一种训练，一种精神生活的训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训练。我看到今天周遭的孩子，他们的娱乐消遣，全都是和消费有关的：去唱歌、去吃饭、去旅行，都要花大笔大笔的钱，好象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什么都不要借助，我一个人就可以使自己快乐的。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不会。你跟他说，你可以看书、思考、找一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儿、不要跟别人聊天，他们不会。这种训练往往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得到的。这真是个奇怪的时代。
谭：你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会不会感到寂寞？
王：今天的危机是这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缺乏，什么都缺，那时候真是觉得我缺的东西太多了。我第一次到爱荷华来好兴奋，美国真富裕。但就是这种匮乏训练了我们一种精神的能力。我现在特别担心大陆上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危险，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种危险。他们都那么样的时尚、潮流。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在爱荷华，陈映真先生讨论到我们大陆上思想没有自由、思想太意识形态化。然后他就说：「你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有自由了吗？事实上所有你的行为都是在一种强的暗示下：广告、媒体、流行。他当时说这话我觉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跟我的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经过这十多年，我再看到陈映真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以前说过的话一一在兑现。」大陆上这几年来变化得太厉害，这种变化很可怕。我昨天在看，爱荷华也在变，但它的基本格局是定了的。它再怎么变，还是和谐的、没有破坏性的，而大陆上的变，破坏性很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生活在强烈的暗示底下，他们以为他们有选择，其实他们没什么好选择的。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无聊，完全没有内心的一个人的生活。我碰到许多年轻人。他们写小说，喜欢文学，但完全不看名著。你会很奇怪，他们凭什么喜欢文学呢？既然不看托尔斯泰，不看红楼梦，凭什么喜欢文学呢？喜欢文学的什么呢？他们有时候说得很坦然：「我要成功。」还有的很好，他们说：我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但是当你听他们说的话，他们互相都很相像，很少有独特的东西。所以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紧张，他们自己不觉得。而且大陆这种发展太快速了，不像美国的发展，它有一种积累，慢慢慢慢的，所以它还是非常合理地进行。大陆的发展是破坏性很大的，代价很大。这种发展底下成长的年轻人，他们缺的课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是一种从根本上的缺，要是在表面上缺一样东西可以补上。他们缺的是一种吸收的能力，是缺少根子上的东西。我挺为他们担心的。
谭：十八年前在爱荷华你也为年轻人担心，但担心的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有一份关怀的作家才会有的担忧。作为一个对比很有意思。不知你还记得否？那时你说看到年轻人傍晚靠着电灯柱着头磕瓜子或抽烟，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不知自己的将来在哪里。今天你说的也是年轻人，可是另外一辈的年轻人了，他们被腐化还不自知使你担忧。听了很感动。
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在爱荷华我快要离开了。在你家你很认真地跟我说不要留下来。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人已经出来了，再回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只有你一个人说：「你回去，不该留下来。」这十八年来如果不回去看不到这么多的变化。当然，我觉得我那一辈的年轻人都很苦闷，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其实他们的高兴里潜伏着很大的危机。当时我们苦闷至少是清醒的。对自己总不满意，总在寻找。然而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很满意很满意。尤其我生活在上海，这种现象使我担忧的心情非常强烈，像上海这种地方，好的就好到不可思议的好，你走出去，不要多远，只要几哩路，你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失去土地的农民，那些年轻人才叫惨呢！所以你会觉得上海这个孤岛上的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他们的时尚、追求、现代化全像做梦一样，很不真实的。这真是个奇异的时代，很不容易表述清楚。人活在这种时代里感到无所适从。我感到现在当作家蛮难的，你对你生活的认识吧，这么千差万别。你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不对的，看不清楚。你要是听我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是一种样子，你要是听另外一个生活在内地像山西的作家，他描述的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就在这么一个很不平衡的时代，我们快速地向现代化前进，很可怕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譬如说，当时八十年代初期很多邻镇大力搞发展。有些人很担心我们的资源、环境。但我们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报应。年年的大洪水、旱灾、蝗灾、水污染、土地流失，大家都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报应。往往我们指的报应都是很遥远的、很抽象的，可是我们现在那么快就到眼前来了，这是很令人焦虑的。
谭：这有个词，叫「大地反扑，倒霉的还是人。宋泽莱在八十年代写过一本小说叫「废墟台湾」。当时大家认为他危言耸听。可是看看今天的台湾，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作家，是有远见的。
王：台湾的情况大概要比大陆的好一些。大陆人口太多了。我都觉得土地喂不饱我们。大陆要是远看是很可怕的。近看每个局部都还好，都还可以生活。富人过他花天酒地的生活，穷人也能挣扎下去。但看前景是蛮令人担忧的。
谭：殖民时期过去了，但今天西方的价值观以及文化表层的东西又以另一个方式来殖民。
王：对，是这样。在大陆特别渴望全球化。问题是在全球化里还是有阶层的。在这样的阶层里，你会感到更没保护，你就是处在一种被剥削的环境里，全球化我不知会带来什么，我们马上要入世了，入世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
谭：这的确是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很严重、急迫的问题。
王：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种问题，再先进的国家都有。我对大陆担忧的地方是，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里面，它会有一批知识分子的菁英来对这趋势作一种反叛的态度。这种反叛的态度天长地久，会变成一种社会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向往现代化是所有人的向往，知识分子比平民更向往现代化。我很难听到一个反叛的声音，对这个时代采取抗拒的恣态。譬如在台湾有陈映真。他再寂寞、孤独，很多年轻人把他看成一个怪物。但有和没有就不一样，这就是说，一个社会需要有这样的怪人在，大陆上现在特别缺少这样的人，知识分子是很顺<BR>应的。
谭：这是为什么？
王：就是太向往现代化。我们似乎有一个标准：一切现代化都是好的。包括小说，文学上的评判标准也是要现代化。东西好不好就在它现代化不现代化，落后不落后。就是这样一种评判，这标准非常单一。其实他们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现在有很多国人到欧洲旅行。回来以后非常失望地说：「欧洲很落后的。」他们觉得现代化就是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大家都有汽车，吃得好、穿得好，就是现代化。其实这也是没法避免的。我这两年的小说，始终有一种对现实提出怀疑的意思，但是它比较隐蔽。譬如我刚完成的小说，写的是江南小镇。我写一个农村的孩子，这村落已经荒掉了，土地都被占用来开了工厂。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都是做生意、办工业、办厂。地也没人种了。然后，他们的理想就是把小孩送到城里来读书。这孩子的父母在温州做生意，把小孩寄养在镇上一个退休教师的家里。因为她低收入，帮人带孩子可以帮补一些，这小孩就住到这小镇来。这小镇是怎样的呢？河道已经被污染了，整个生活方式有巨大的改变，到处都是发财的梦，到处都是大老板。我就是写的它们生活方式的对比。旧的生活方式吧，它还在很潜在地进行，但是已经式微了。新的生活方式带有一种暴发的面目，以一种极度挥霍的面目出现。那么人呢，就是没有归宿。这小孩子第一步是从农村到了小镇。她刚刚适应了这小镇，她的父母又把她的户口迁到城里去。她又得把她的归宿拋弃了。这小孩居无定所，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当然我写的是生活状态。有人看了这小说可能说我写的是乡土乡情。背后我想写的其实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破坏。
谭：还有人际关系？
王：是，家庭关系、亲情关系。就好象每一个家庭都在分离，分离，因为大家都在奋斗。奋斗些什么呢？也都不清楚。大家都处在一种破碎中，好象千疮百孔。<BR><BR>谭：下面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BR><BR>王：这个长篇刚写完。我要有一个过度，写些短的东西，短篇。具体的大的计划目前还没有，而且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长恨歌」这种份量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是很幸运才能碰到的。有的故事嘛，它就决定你不可能写太长，十万、十五万字差不多了。
谭：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访谈。
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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