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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用蓝色的忧郁目光关注荒诞
刘宏雷
卡夫卡（1883----1924年）被称为天才作家，是他逝世之后的事，而在此之前，他仅仅发表过数量不多的小说（大多是短篇小说）和一些寓言故事。世界文坛并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关注，甚至他本人对于自己的作品也很不满意，临终嘱咐他的朋友、作家勃罗德将他的手稿付之一炬。我们应该感谢勃罗德，他深知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因而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将这些手稿保留下来，一并整理，结集出版，使我们有幸得以阅读。这些天才的小说————《城堡》、《审判》、《美国》等。恰是这几部小说使卡夫卡的天才充分发挥。后来的批评家把卡夫卡归为不同的流派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阵营竞相拉卡夫卡“入伙”，想得到一个真实的或属于自己的“卡夫卡”。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卡夫卡作为一个复杂的作家，答案也并非唯一。本文拟就卡夫卡的小说谈谈个人看法。
正如李劼在《给大师定位》一书中将卡夫卡称为“蓝色的忧郁”①，卡夫卡用他与生俱来的忧郁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人类，并将这种忧郁带到他的小说中，让读者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与沉重，甚至绝望。或许这同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富商之家，从小受到性情暴虐的父亲的训斥责骂，使自幼体弱多病、生性敏感脆弱的卡夫卡产生强烈的畏惧和负罪感。从他1919年写的《致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对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他说，在他的眼中，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订的法律”，一个是忙于统治、发布命令的父亲的世界，一个是其它人不受限制地自由生活的世界。②父亲可以粗暴无理地干涉他的工作、生活和婚姻甚至是一举一动。他永远在父亲的强大威压下生活。信中虽然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反叛意味，但最终也没有明显摆脱这种压抑。作为犹太人，卡夫卡始终有一种没有祖国的无根的漂泊感，虽然犹太民族是世界公认的成就最高的民族之一。同时，当时的奥匈帝国已经没落，行将崩溃，对外扩张领土，对内镇压民主，极力维护封建统治，整个社会呈现出压抑低沉的氛围。卡夫卡在家庭、民族、国家的三重压力下内心渴望解放的激情与力量卑微的无可奈何相互交织，相互抵消，使他既对现实不满厌恶，又无力对抗，只有退缩逃避，以消解这种压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走投无路而又无可奈何的人物形象：K（《城堡》）、约瑟夫·K（《审判》）、格里高尔（《变形记》）。
K接到一封信的指示，要他到城堡做土地测量员，而到达那里才发现城堡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他变得毫无价值，但他又不能离开。他想同城堡取得联系，但根本不可能。村里的人只是整天议论城堡，但从没有人能进入城堡。他想通过其它途径进入城堡，他把同城堡官员有关系的女人作为情妇，结果却使事情更糟。他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一直到死他也没有进入梦想中的城堡，也没有弄清自己为什幺要进入城堡。（《城堡》）
约瑟夫K大清早被宣布因犯罪而被逮捕，连逮捕他的人也不知道他犯了什幺罪，只是确信他一定有罪。约瑟夫K试图证明自己无罪，而在要审判他的法庭上，他所有的努力毫无意义，根本没有对他审判，律师也无能为力。他可以照常生活，但故事的结局，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他被判刑处死。（《审判》）
格里高尔清早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甲壳虫，他试图站起来上班，但没有成功。家里人开始讨厌他，他最疼爱的妹妹也没有耐心一直照顾他而最终抛弃他。父亲要把他杀死。他想通过努力消除他们的厌恶和仇恨，但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家人的唾弃中死去。（《变形记》）
主人公，这些小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无力对抗诃改变当前的环境，因为他们面临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敌人，他们面临的是“荒谬”，在看似真实，实则荒谬的现实面前，他们一无所能。他们在挣扎无望的情况下接受命运的捉弄，并把这些当作带有必然性和理所当然的合理性的遭遇。《城堡》中，当K发现自己并未受到城堡的任用时，完全可以放弃，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中去，但他以为城堡肯定有它自己的理由让他留下来。而当他发现自己终生也得不到城堡得承认和接纳时，他依然可以离开，但他还是进行无望的努力，而这些努力不过是在城堡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些许的自我解嘲和自我安慰。《审判》中的约瑟夫K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被以不知道的罪名逮捕，他努力为自己辩护，但法庭对此置之不理。这个过程中，他可以谈恋爱可以工作可以正常生活，但始终不能摆脱有罪的控诉，直到后来他自己也相信自己有罪，完全可以逃跑的时候依然等待法庭判决，并在被处死的时候说自己“活象一条狗”。《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并没有对自己变成甲壳虫感到惊慌失措，也没有考虑自己为什幺会变成甲壳虫，他担心的是如果自己不能按时起床按时上班就会被公司开除。他因为自己变成甲壳虫给家人带来麻烦而痛苦。
荒谬的现实在卡夫卡的眼中日益清晰并不断地证实，而这位天才作家的忧郁性格也同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在他的眼中，强权的威力巨大无比，权力在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发挥作用，但人们却一无所知，也因此对这种强大的压力没有半点反抗的情绪和能力。城堡的存在决定所有人的生活，他们议论城堡，接受城堡的指令，为城堡服务，却没有人能进入城堡去了解，城堡似有似无，但它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城堡到了《审判》里，就变成了“法庭”，它可以任意宣布一个人有罪。就象不是病人找医生，而是医生找病人一样，这里是惩罚寻找罪犯，必须执行的惩罚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来自权力的要求，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至于惩罚谁如何惩罚都是随机。在《审判》中，是约瑟夫K，在别处就是卡夫卡或者其它任何人。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开始就接受了惩罚，变成了甲壳虫至于“罪名”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包括格里高尔本人，好象惩罚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后，判决格里高尔的任务由他的家人代理执行。本来衰老软弱的父亲变得强悍粗暴，因为他代表的是权力而不是个人和家庭，他判决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罪犯”。格里高尔在这种权力的审判中死去，也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说《城堡》、《审判》、《变形记》三篇小说中隐藏了很深的含义，使人一时无法说清，那幺卡夫卡的另外一篇小说则很明白地揭示了卡夫卡本人的经历和心理活动，也可以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卡夫卡的忧郁和父亲的粗暴对他的影响，那就是小说《判决》。
格奥尔格，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准备写信告诉远在俄国的朋友自己订婚的消息，他的父亲，他一向认为衰弱的父亲，竟然粗暴地指责他，指责他结婚是对怀念·他的母亲的亵渎，指责他撒谎，说他在俄国根本没有朋友，指责他背叛朋友，最后却说自己是格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的代言人，时刻在监视他的行动。格奥尔格不满父亲对他和朋友关系的挑拨，嘲笑了父亲一句，结果使父亲勃然大怒，父亲说：“我判决你投水淹死。”结果格奥尔格在父亲的判决下，冲向大桥，投水而死。结局看似荒诞，却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卡夫卡自幼形成的惧怕父亲的心理，以及父亲的粗暴对他的压抑一直影响他的一生。《判决》中父亲的形象可以作为作者自己心目中父亲的阴影的再现。父亲扮演了一个类似上帝的角色，但并不具有上帝的仁慈、公正、宽容的品质，仅仅行使了上帝判决一切的权力，判决了一个无辜者的死亡。
鉴于上帝在西方社会的地位，谈论一下上帝在卡夫卡小说中的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上帝到底扮演了什幺角色呢？或者说是谁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呢？
勃罗德说，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和《审判》中，分别表明了上帝的两个隐含的品质：仁慈和正义。其实恰好相反，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上帝的冷漠和残酷，因为在小说中，“城堡”、“法庭”、“父亲”分别执行了上帝的职能。上帝拒绝了K接近他的要求，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而且神秘莫测的。如果允许别人接近甚至进入上帝的内心，上帝的权威将不复存在。但上帝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上帝活着，谁也没有见到他的模样，假如上帝死了，那不是人人都可以冒充上帝了吗？③当上帝逮捕并审判直至判决约瑟夫K的时候，已经像个冷酷的“刽子手”了，至少也失去了应有的宽容、仁慈和正义。当上帝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无辜者的时候，谁有权利审判上帝呢？父亲粗暴地判决格奥尔格，充分显示了上帝的权威和伟力，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本来软弱衰老的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时也就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如果上帝在世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化身，那幺，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上帝的光芒已有些许黯淡，上帝不再是完美的人性的标志，已经回复到古希腊传说中与人共性的神的地位。不过，他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神秘。不接纳K的进入和审判约瑟夫K，不过是上帝保持权威的手段而已，但最终的牺牲品也都成了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
卡夫卡对上帝的质疑，首先应源于对父亲强权的怀疑。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几乎都有一个强大而足以对主人公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权力象征，而恐惧，是主人公在这权力高压之下的普遍心理反应。恰好同权力的强大相反，主人公都是情感脆弱反应敏感的弱者。尽管如此，主人公依然可以发现这个上帝的诸多缺点，就如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所指出的虽然微不足道但很容易让人感到荒诞的缺点。如果尼采的“上帝死了”结束了上帝的神圣地位，那幺卡夫卡则在客观上对上帝的地位，起码对神圣、仁慈、公正和宽容的神性提出了怀疑。虽然他的主观意愿并非如此。
人们往往用“深味人间荒谬”来评价卡夫卡，其实卡夫卡虽然对人间的荒谬有深切的体会，但他并未对此荒谬作有力的宣战，没有如唐吉诃德一样纵马摇枪冲向风车，或许他深知风车依然是风车，折断的只是骑士手中的长枪。但我倒愿意看作是其性情使然。“蓝色的忧郁”清晰地剖析了卡夫卡的心理特征。蓝色，清亮明澈，是卡夫卡审视世界的眼睛。他看到了世间的荒谬，而忧郁却使他的眼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卡夫卡要求焚毁手稿的遗嘱，与其看作他对自己艺术的严格要求，倒不如看作他不愿宣战而自动撤退的表现，这一点通过一则随笔《算了吧》来认识。
“清晨，街道洁净空旷，我正前往火车站。我与塔楼上的大钟对了一下表，发现时间比我想象的晚得多。我得加快速度才行。这个发现使我顿觉惊慌，连对自己脚下的路都失去了把握，因为我对这个城市还不太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匆忙上前，气喘吁吁地向他问路。他微笑着说：‘你想问我该怎幺走？’‘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到路。’‘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说着他一个急转身走开了，就像那些想独自发笑的人那样。”④
读这段话，不由自主就由一种孤独无助之感。“我”在不熟悉的城市迷路，而警察却说“算了吧”，这就是说他让“我”放弃寻找出路的念头。警察与其作为外在的具体形象，不如作为卡夫卡的内心潜意识更合适。也就是说，一方面急于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又不愿寻找出路。K完全可以在未被城堡接受的时候离开，但他却坚持请求城堡允许自己被接纳。约瑟夫·K在审判时可以逃跑，但他却想弄清楚自己将会被怎样审判。格奥尔格在被“父亲”判决时，完全可以不理睬衰老软弱的“父亲”，但他自愿接受判决而投水自尽。主人公不是没有出路，而是不愿寻找出路，他们必须服从。而这一服从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也是卡夫卡的选择。李劼说：“卡夫卡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天国，而是一步一步退向上帝”⑤这位文学和思想的天才没有向世俗和上帝举起复仇之剑，而是将它付之一炬。就连《致父亲的信》这样代表卡夫卡最强烈的反抗意识的信，他都没有勇气直接交给他反抗的对象----他的父亲。卡夫卡只能对上帝表示质疑，却没有勇气面对上帝注视的目光。只有当尼采用他的“超人”意志和上帝对抗时，上帝才被永远逐出“城堡”。
虽然卡夫卡作为作家和思想家又其难以避免的缺陷（当然也又人认为这种看作他的特色），但卡夫卡的成就却是巨大的。他观察和思考了人类当前的艰难处境。他小说的主人公的遭遇其实是每个人都又的遭遇。“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失，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⑥他就犹如一位只能诊断病人的病症却无法开出救治药方的医生，毕竟做了许多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作用的事，起码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实境况。
注释：
① 选自《红色暴烈和蓝色的忧郁》李劼《给大师定位》第117页
② 选自《致父亲的信》卡夫卡
③ 选自孙建军《疯人独语》第9页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8年。
④ 选自《算了吧》卡夫卡
⑤ 选自《红色的暴烈和蓝色的忧郁》李劼《给大师定位》第125页。
⑥ 《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这是海明威引用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于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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