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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3.孙晓娅.穆旦的现实关怀和诗艺特色——兼谈《赞美》.中学语文教学, 2004(5)
汪曾祺先生有一次曾对诗人唐湜谈起穆旦时说：“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①作为穆旦的校友，汪曾祺先生对穆旦诗歌的理解具有相当的洞察力。穆旦自己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首诗中也写道：“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听说我老了》）这表现了诗人不被理解的命运和坚持自我的孤傲。从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的角度看，穆旦的存在的确是一个异数。除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编选《现代诗抄》时，首次对“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②的穆旦做过高度而准确的评价，并且一口气选入他的诗作11首外，作为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之一，作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才、怪才，他引起当代评论界的重视，却仅是近几年来的事。不过，穆旦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出的独特卓越的贡献，直至目前，仍没有得到深入切实的肯定、评价。
首先，最易引起人们误读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派诗人，穆旦的现实关怀和人民意识常常被人们忽视和曲解。这一误读不仅发生在穆旦身上，也是“九叶”诗人的共同遭遇。事实上，对抗战的现实危难、民族的苦难历史的关怀，是我们解读穆旦40年代诗歌创作无法绕开的话题。从现有资料可见，早在1934年，穆旦就已经开始了诗歌创作，当时诗人还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如果我们尊重诗人在编辑自己诗集时的自我评价，将写于1937年11月的《野兽》视为其创作的正式起点的话，可以说穆旦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与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此后，受战争影响，1937年10月，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③次年2月，由清华、北大、南大临时组建的联大被迫西迁昆明。“学校组织一部分男同学和教师，共二百多人，步行入滇，称"湘黔滇旅行团"。”④穆旦参加了旅行团，从2月19日到4月28,日，横跨湘、黔、滇三省，翻山越岭，栉风沐雨，历时68天，最终抵达昆明。这次“小长征”对穆旦产生决定性影响，它“使穆旦的双脚真正踏在广袤而坚实的祖国大地，品尝着山河破碎的国仇家恨，感受着内地农民的艰辛。”⑤诗人的自我意识和诗风由此也发生巨大变化。他的同学王佐良注意到，到了昆明之后，穆旦的诗风
变了，“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⑥与这种泥土气息和现实感相应的，穆旦强烈地感受到了汇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已经迫在眉睫，关注民族命运，关注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渴望光明，成为其40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其艺术风格也有进一步发展，气势更为恢宏阔大，情感也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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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抗战烽火的推动下，穆旦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主动地融入了人民意识，用自己的眼与心讴歌平凡卑微却坚实顽强的人民身上隐含的优秀品格，并以此昭示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痛苦的黎明。一方面，穆旦深刻体悟到劳动者的默默无闻和不求闻达的境界：《一个老木匠》中表现的是辛勤的劳动者的艰辛的劳作，在沉默中坚韧地生存着，“孤独的，寂寞的／老人只是一个老人”；《更夫》里表现更夫“ 怀着寂寞，像山野里的幽灵”，把自己的生命化成声音，慰藉着他人而留迷茫于自己的处境；《赞美》中的一个农夫在田野中“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另一方面，穆旦从平凡的劳动者的世俗性的工作里体悟到人生坚实而单纯的生命态度，并且赋予这些人物深沉的悲剧精神，在这些人物形象的深处回响着民族抗战的有力呼唤。战争与苦难使生命难以承受，这无形中也给诗人带来“丰富的痛苦”。战争中民族新生的期待，人民的力量，都与战争的残酷性交融在穆旦诗中，这在《赞美》中体现得尤为鲜明。诗中，农夫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承受民族灾难和个人不幸的受难人民的典型，诗人不仅对人民的觉醒唱出了最富浪漫热情的“赞美”，同时还讴歌了世代承受民族痛楚和艰辛的人民，他们那坚强不屈而屡受磨难，在苦难中又每
每坚守的忍受、沉默与殉难的悲剧人格； 而且，诗人从这个民族的子民身上看到了全民族新生的希望，并以激动而深沉的感情赞美着祖国。所以，在诗中每一节的最后一句，诗人反复吟咏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诗歌的最后两句还加上“然而”一词，沉雄有力，进一步强化了诗人对民族崛起的信心。那是经历了血与火之后的胜利和新生，不免使我们想起郭沫若的《凤凰涅(般木)》。
穆旦是中国现代最富有理性精神的诗人。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了穆旦高度的理性精神和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他对现实的紧密关注和深刻的思索&使他的诗具有一定的思想力度和深度，从而摆脱了新诗中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的流弊，也扩大了作品的阅读张力。在《五月》中，在《赞美》中…… 每一个形象的抒写、意象的塑造都包含着诗人深邃的理性思考。诗人曾把自己的诗比做鲁迅的杂文，在创作中完成了精神的与现实的双重解剖。从始至终，穆旦把写诗看成是一种工作，是谱写一曲苦难岁月里的悲剧性的歌，诗人必须以全部身心投入创作，以思想和情感来拥抱现实，以期自觉地完成将个体性立场放入民族解放的群体性目标之中。这就使穆旦的创作既有自己的深切体验和独特艺术，没有盲目地陷入革命政治与战争宣传的概念化或标语口号化的创作范式，发扬了艺术的真情实感；又强调了个人心绪和人民心志的沟通，展现了一个民族诗人的责任感与沉重庄严的创作心态。从穆旦的诗作中，我们也容易感受到个人经验和时代内容的血肉交融、难扯难分，不仅是那些写战时一个民族共同经历的艰难困苦生活的诗作，而且另外一些他特别擅长表现的以知识者个人精神历程的变化和内心挣扎为核心的诗作也体现了这一点。
就艺术创作手法而言，穆旦在40年代创作的诗作，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一方面，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能够表达一个时代的生命经验而被读者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一词隐含着诗人对知音的期盼，正是在思的精深处，诗人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他所渴念的与他所经历的巨大反差造成他的精神的高度紧张。同样是第一人称代词，在穆旦诗中，“我”是不定指的泛称，它有时是诗人自称，有时是一类人的代称，有时又是诗中的对象，具有“我们”的指代功能。香港诗人梁秉钧在分析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时精辟地指出：“诗人把日常对话没头没尾地并置在一起，强调了说这些话的几乎是无分彼此的普通人，话由谁的嘴里说出来都差不多。……所有人其实都置身相同的处境，同样面对战争的威胁、面对生活会变成琐碎无意义的危险。”⑦穆旦通过“我”的戏剧化的自由呈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他人的苦痛、罪孽和堕落变成了我的承担，我的呼告、吁请和呐喊成了群体性的言说。这种表达策略上的处理，反映了穆旦的诗学观念，即我与他人的平等关系。以《赞美》为例，“我”既是抒情主人公诗人自身的化身，从“我”与农民与贫瘠土地的拥抱这一姿态可以看到，这个“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和启蒙者，也不是被人们称为学院派的学究式知识分子，而是生活在世俗中能够感怀一个悠久民族的不幸和痛苦的普通的生命个体；同时，“我”也可以指代所有爱国的炎黄子孙，所有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进步人士。
“我”与“我们”第一人称的抒怀，增强了诗人作为创作主体严肃地对待人生的真实感受，诗人真诚地面对现实的苦难并认真地思考、表达，背负着诗的十字架，为人民的命运而焦灼，为民族的灾难而痛心。此外，穆旦善于选取生活细节入诗，在《赞美》中，农夫“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这些细节的捕捉，与广袤本文来自－我2爱2语2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如果不是，请前往浏览
的山河、贫瘠的土地、连绵的战事交织在一起，从而强化了生活事件的丰富的内涵和生动的即时性因素。穆旦还惯用繁复的定语来修饰中心词，《赞美》完全体现了这一写作手法：“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类似叠加的定语，造成了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强了诗句的弹性和力度。这与穆旦那深厚的英语功底不无关系。深谙英语的表达技巧，所以他的诗大量运用英语的句法并使之汉化，从而创造出凝重宽厚的诗风。从这一点看，穆旦着实为中国新诗语言的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穆旦继承了五四运动所奠定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忧患意识，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沉重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穆旦一生中，经历了三千里的徒步行军，求学求知的旅程；投笔从戎，献身抗日战场，九死一生的艰难；不畏艰辛，投身报业的甘苦；克服重重阻碍和诱惑，回归祖国的热诚；身陷沉冤，矢志文学事业的坚毅。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个民族必将新生的信念中，他的一生和他的诗一样，丰富而沉重。亦如《穆旦诗全集》的编者李方先生在谈到自己编辑穆旦的诗的感受时说：“自己的心灵，在穆旦的诗篇中久久"熬煮"”、“整个灵魂在"近乎严酷"的"熬煮"中得到诗化升华”。⑧那么，当我们阅读《赞美》一诗时，是否同样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深度的痛苦、那在悲剧中诞生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带血”的赞美？
①唐湜《忆诗人穆旦》，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②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见《穆旦诗集》“附录”，1947年5月沈阳自费刊印，载1947年7月1日北平《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
③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载《穆旦诗全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④刘恒《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⑤李方《悲怆的“受难的品格”》，载《天府新论》1995.3
⑥王佐良《穆旦：自由与归宿》，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⑦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⑧李方《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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