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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第3课中国当代诗三首：2.舒婷《致橡树》
1.1.3.2.0.2.张中宇. 舒婷诗歌的理想倾向与当代诗歌的选择.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1)
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内涵及相对精致的形式与俗化倾向及极度散文化,构成中国当代诗歌有代表性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可以分析出更多的亚形态,显示当代诗歌异彩纷呈、众声喧哗的特征。正是因为作为两极之一的代表性,对舒婷诗歌特征的深入探讨和比较研究,有助于透视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合理选择。
一、超越困境的积极精神
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比较容易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
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下乡插队,后来当临时工,做过多个工种。曲折的经历使她“大跨度”地接触了不同行业、层面的社会生活,从诗人的角度讲,是相当重要的收获,有利于突破狭窄的范围。舒婷的经历和个性决定了她的诗歌选择,视野更为开阔,面对困境和矛盾采取积极的态度。要评价这种积极态度,首先要提到《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不是一切呼唤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痕,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并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这首诗很能反映舒婷的个性和风格,即面对相当严峻的现实,她也坚信播种必定有收获,付出必定有回报,并不选择放弃。这首诗所答的“青年朋友”是北岛。北岛原诗是《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邢富君说:“北岛的《一切》和舒婷的答诗,都是恶梦醒来之后的抒怀,不同的只是:北岛回顾了梦魇,而舒婷意在展示醒来后的期冀。”[ 1 ]对北岛来说,现实无法超越,梦魇挥之不去,于是陷入焦虑甚至极度悲观之中,相应地,他的诗歌对人生和前途缺乏信心。这种情绪影响到中国当代诗歌的一种走向,如唐欣《我在兰州三年》:“我念古文,刚好及格/做生意,几近赔本/……我终于明白,我不想承认/我们注定要失败。”从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这类诗歌几乎成为主流,其表象后面较深层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环境和当代社会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
但在舒婷公开发表的诗歌中,几乎找不到一首悲观绝望的诗篇。《诗与诗人》表达了她对诗歌的理解:“那重重的:/由积雨云引爆雷电/让普通的生灵熠熠生华/令诸神匍伏脚下的,是他/……那英勇的、崇高的、光辉的:/不屈服的理想不屈服的青春,那/被理想和青春呐喊在旗帜上的,是他。”《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表示:“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那篇寓言/那个理想/……那被我的歌声/所祝福过的生命/将叩开一扇一扇紧闭的百页窗。”在舒婷看来,诗歌不但不只是有限的自我表现,而且也不是现实的简单描述,应该超越困境,表现比现实本身更高的境界,甚至承担一种提升、激励的理想化使命,推动生命、世界的完善和进步。舒婷的选择其实相当程度地反映出诗人的自信,即对个人、社会力量及未来前景的确信,而不是抱怀疑或虚无态度。这种选择不止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不同流向,而且作为另一极,对前者是一种重要制约。
二、诗意化境界与乐观风格
舒婷诗歌境界极富于美感和充满魅力,这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追求,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于诗情画意的境界是她的理想的“具象”。它反映舒婷对生活、社会、世界的超越现实的诗意理解和积极态度,因而这种诗意境界无疑也是舒婷理想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会唱歌的鸢尾花》:
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当我们悄悄对视/灵魂像一片画展中的田野/一涡儿一涡儿阳光/吸引我们向更深处走去/寂静、充实、和谐
舒婷诗歌追求“画展中的田野”而非原生态的“田野”,她对生活、世界进行了“提纯”的艺术处理,除去非诗意的成分,强化诗意成分,使诗歌境界具有很强的美感和艺术魅力。这意味着,舒婷不希望一些非理想成分进入她的诗歌,至少是过分直露地进入诗歌。《惠安女子》也是这种艺术处理的典型:
野火在远方,远方/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以古老部落的银饰/约束柔软的腰肢/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呵,浪花无边无际/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浅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舒婷在题为《惠安男子》的散文中写道:“千百人将猎奇的目光从杂志封面、摄影展览收回……从惠安妇女腕上银镯的叮当声里,倾听被咸涩的海风和潮音掩盖的年代悠久的颤栗和微语。”[ 2 ]这表明,舒婷对当时惠安女的艰难境遇并非一无所知或无动于衷。不过,她仍然把惠安女放到一个很美的背景上去描写。如果说现实的惠安女子的命运在当时还令人“颤栗”,那么,至少,作为理想的“少女的梦”,必须是美好的。这是舒婷思想的核心,决定了舒婷的表达方式:不是着力于表现世俗或丑恶,而是表达理想和追求,甚至在批判现实的时候也是如此。您看到的这篇文章拷贝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孙秀华认为,众多“情感单元”需要先经过滤出清理,祛出感情表层、浅层那些粗糙、原生的成分,经过诗意化的浓缩和提炼,“自然而然地带有精致高雅的风韵”[ 3 ]。但在特定背景下,尤其是经历了长期的“押韵说谎”[ 4 ]之后,真实、真情理所当然为当代诗歌所关注。问题在于,真实的合理性被无限夸大,被等同于现实原生态。结果是,任何感情因素都可以不加选择、提炼就进入诗歌,真实原则被严重滥用:“他们在诗中骂娘,描写女人的隐私和男人的淫念,……要说罪孽,他们并不比卫道士们深重,因为真诚和坦率都是美德”[ 5 ] ,甚至任何创作都可以借真实作出“合理”解释。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种情况达到极端,必要的“滤出清理”则被“遗忘”。不难观察到,舒婷相当重视高标准的“滤出清理”,她的诗也明显具有理想化的“精致高雅的风韵”。对于当代诗歌进行提炼与提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舒婷的诗歌提供了重要证明。
乐观、幽默是对待生活、世界的态度,是个性、信心内涵的外在表现,也显示出强烈的理想倾向,具有超越现实的气魄。《日落白藤湖》:
我所无法企及的远方/是你/是雪幕后一点火光/被落日缓缓推近,成为/暖色的眼睛/满湖水波因此/笑意盈盈/ /树皮小屋临水环寨/宽柔的蕉叶/送了你一程又一程/芦枝上停一只小蓝雀/不解这庄严的沉默/诧异地问了几声
在对眼前世界诗意的描写及与“小蓝雀”的相互逗趣中,不难体会一种抑制不住的快乐心情。这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舒婷历经坎坷,却并没有选择更多地倾述痛苦,也没有走向虚无或颓废。既然她心中的世界始终无比美好和快乐,那么,不管遭遇多少现实的困境与挫折,都不能阻止她向理想奔去。舒婷心中的理想世界似乎美好到现实的困境已经相形见绌、她不能不去超越的程度,甚至在“阴影”中,舒婷也保持了一种特有的幽默,如《银河十二夜》:“残垣竖起一堵阴影/崩溃的星空向我压下/我跺跺脚就逃,谁/从背后拉了我一把/我愤怒的掖起裙子,才发现/是它挂住了篱笆。”
三、追求完美的诗歌语言与形式
诗歌语言通过提炼以更精粹和富于表现力,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炼字、炼句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必备环节。不过,新诗诞生以来,由于文体建设相对滞后,这一传统并没有很好延续。甚至在舆论方面,执著于语言的追求即使不被视为顽固不化,也早已不合时宜。不过,就像舒婷理想主义选择的执著追求一样,她似乎不太容易受这些时髦病感染。她说:“对事物一触即发的敏感,纯粹语言防不胜防的突袭,是我与诗最重要的亲缘。……永不背叛的唯有语言。”[ 6 ] (《语言为舵》,pp340 - 342)理想内涵对诗歌的语言选择和文体形式提出了特殊要求,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写道:
红房子,老榕树,海湾上的渔灯(△1) /在我的眼睛里变成文字(△2) /文字产生了声音/波浪般向四周涌去(△2) /为了感动/至今尚未感动的生灵(△1)。
六行诗大部分押韵,且近于难度较大的“抱韵”。这种运用在舒婷诗歌中并非个别,音韵的和谐进一步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度和美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白话作为诗歌语言之后,诗歌“废韵”或散文化成为必然趋势。舒婷并不同意这种意见,她很重视押韵,大多用韵较密,基本上没有“无韵”诗,不赞同诗歌的散文化倾向,也不理会自新诗诞生以来一直涌动的“废韵”思潮。
舒婷执著于诗歌语言的追求,甚至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八O 年在北京,诗人刘祖慈曾对我说:‘舒婷,你不要字字珠玑,会累死你自己和你的读者’……然而我还是死不悔改地被语言的洁癖,一次一次逼到死角。”[ 6 ] (《语言为舵》,pp340 - 342)在创作过程中,舒婷很可能确实如此,她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诗歌不过数百首。然而,也正是这种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使她的诗具有更持久和更广泛的影响力。舒婷在评价青年诗作者游刃时说:“游刃的诗徐缓从容,强拍和弱拍处理独到,造成回旋、呼应的效果。”[ 6 ] (《“退役诗人”说三道四》, p327)可以推测,舒婷对自己诗歌的要求还要严格得多。
有形的语言不仅表达思想、感情,也可以组合成各种各样的诗歌体式。格律诗、词、曲的各种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语言的组合形式。现代新诗尽管冲破了传统诗词形式的限制,但是,语言的组合运用必然会产生某些最有利于表达时代脉动和富于表现力的新诗体式。作为诗歌文体建设的一环,新诗形式的探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舒婷虽然并不刻意提到形式,但在诗句的排列、诗节的安排上,都可以看出她的重视程度。《四月的黄昏》是形式最精致的一首:
四月的黄昏/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在峡谷低徊/在天空游移/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
四月的黄昏/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您看到的这篇文章来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闻一多强调诗歌形式“节的匀称”、“句的均齐”、“音尺”、重音、韵脚,但后来并未受到重视。从《四月的黄昏》中,可以看出舒婷对“节的匀称”等形式要素的有意追求。尽管她的大部分诗歌未必都这样整齐、精致,还是很容易发现她对诗歌形式的尽可能完善或理想化的非同寻常的重视。在舒婷已经发表的诗歌中,我们很难找到一首完全无韵或形式零乱的诗歌,虽然有一部分诗相对自由和随意一些。
按照舒婷自己叙述的“文学履历”, 1990 年以后,主要“写散文随笔,只敢于无声处想想诗”[ 6 ](《沦陷于文学》, p345)。舒婷为什么放弃诗歌改写散文?她自己说:“有很长时间,善心的朋友不能理解我的放弃。……他们要怎样才明白,对事物一触即发的敏感,纯粹语言防不胜防的突袭,是我与诗最重要的亲缘。切断这些通道,要我从情感彩排或计划生产中写诗,无异缘木求鱼。”[ 6 ] (《语言为舵》,pp340- 342)这里关于诗歌特征的描述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事物一触即发的敏感”,这指诗歌的内容获得一种“诗意的内涵”,有别于散文或其他文体。虽然舒婷并没有对此进行理论上的界定,但她认为,“日常的琐碎卑微、庸俗虚假,都是致命的冰渣”,“我又不够新潮到把诗看作一只痰盂,什么时候喉咙痒了就往里啐一口”[ 6 ] (《语言为舵》,pp340 - 342) ,明显把非理想成分排除在诗歌内涵之外。舒婷曾说:“若写不出好诗来,就去做保险推销员……你可以说他或她没有大诗人的特质,经不起时间的淘汰。但某些人或许正因为内心视诗为圣火,为了不亵渎这一至高无上的神明,才把自己打下滚滚浊世呢。”[ 6 ] (《诗的成人礼》,p337)可以断定,舒婷的“放弃”,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她的理想主义使然:宁愿放弃,决不降低,不接受从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诗歌的俗化、丑化走向。其二,是诗歌的“纯粹语言”,也包括由语言这种咏诵可听、写下可视的“物质外壳”组合而成的文体形式,舒婷认为与散文或其他文体有别。在舒婷看来,诗歌文体在内涵和形式上都有自身的特征,表明舒婷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
作为当代产生了广泛、持久影响的诗人,舒婷的放弃可能具有重要价值。诗歌在形式上毕竟与散文不同,她甚至并不愿意以诗人的身份把自己的散文混同于诗,或至少部分地混同于诗以提高“身价”,这种现象在一些“诗人”中多少有些常见。舒婷这种强烈的文体意识及以诗歌自身要求的方式来写作的实践,使她的诗更加逼近诗歌的本质。这篇文章盗链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相对精致的形式,更有可能代表中国诗歌的合理方向。散文长于写实,小说长于世俗风情的细腻描写,诗歌则偏于理想的表现。诗歌相对精致的形式更有利于作为理想的载体,理想化也总是反过来推动诗歌形式趋于精致化。放弃诗歌文体的精致而无限度散文化,不利于实现诗美追求的最大化,而且意味着中国文学放弃一种最佳的艺术载体而仅仅保留散体样式,这不可能是中国诗歌或中国文学的合理选择。
理想主义内涵对于诗歌文体很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理想“是一种追求美好的欲望,他具有一种自身生成之必然性,……理想之于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7 ]。诗歌表达理想,契合了这种“必须”和“必然”的要求,“凭他高超而尊贵的感情的表现,在人们心里唤醒了一种比较实际生活中所获得的更精美而又更丰富的感情生活”[ 8 ] ,这就使诗歌文体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诗歌放弃了理想化,它的写实功能或对
世俗风情的描写未必能超过散文、小说,诗歌的优势也许将不复存在。
取得了极其辉煌成就的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理想倾向,对非理想成分不是进行改造或提升,就是强烈排斥。产生于民间或某些小范围的诗歌样式,一经主流诗人介入,往往趋于“雅化”,除了形式更为精致,诗歌内涵中简单粗糙、芜杂不齐的俗化成分明显减少,实现了文体的理想化提升。重要的诗歌体式如乐府、律诗、词、曲等,都经过了内容或形式的理想化提升,最终才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诗歌样式。对“打油诗”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取向,它除了并不严格遵守格律、语言活泼诙谐等形式上的特征,内涵也不以理想为追求目标,而试图表达一种更加世俗化的生活内容。尽管如此,“打油诗”仍不失为诗的一种风格,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程中,“打油诗”之类并不受到承认,可以证明中国传统诗歌基本上以表达理想为其主要追求。中国古典诗歌的理想化选择与它的长期繁荣,不是没有关系的。对诗歌文体而言,过分俗化甚至丑化,形式毫无限度的散文化,并不符合文体的历史、心理和逻辑定位,也不利于诗歌文体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殊优势。舒婷的诗歌实践及其持久影响,即是有力的当代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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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周晓风,佘德银,黄子建.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 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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