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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一一4.3.李立平.郑愁予的诗情世界与诗美追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4(3)
在台湾诗坛,郑愁予可以说是现代派诗人的传奇人物,不仅他的人生经历有着“传奇”的色彩,他的诗集也曾在台湾创下再版百次的奇迹,其《郑愁予诗集》在1999 年以高票当选为“台湾文学经典”诗歌类的第一名,其中许多诗作在台湾传唱的程度,不亚于李后主、李商隐。尤其是那首脍炙人口的《错误》在台湾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他的诗作《错误》、《水手刀》等,大多都是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因此被称为“浪子诗人”。
其实,把郑愁予称为“浪子诗人”虽不为过,但不是对郑愁予风格的整体概括和评价。对此,郑愁予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也予以了解释。他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无常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其实影响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精神。”[ 1]这就是郑愁予,他的骨子里不仅有“浪子”的情怀,还有仁侠的精神。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他的诗作“无一刻不在关切人类的状况———性灵的,文化的,欢乐以及苦难的”,所以表现乡愁情结的乡愁诗,表现闺怨情结的爱情诗,表现悲悯情怀的宗教诗占据了他诗歌创作的大部分;在诗歌的形式上,他特别注重对诗美的追求,对此,大陆著名诗人兼评论家沈奇有过评价:“他自觉地淘洗、剥离和熔铸古典诗美积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由此生成的‘愁予风’,确已成为现代诗歌感应古典辉煌的代表形式: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既写出了现时代中国人(至少是作为文化放逐者族群的中国人)的现代感,又将这种现代感写得如此中国化和东方意味。”[ 2]一句话:用现代写法表达传统诗情,用传统诗情表达“现代感觉”,这就是郑愁予诗歌的魅力之所在。因此,杨牧称郑愁予为“中国的中国诗人”也是不无道理的,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他诗歌中的传统诗情和诗美追求。
一
在众多的现代派诗人中,郑愁予的诗可以说是极其独特的。他的独特性在于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诗的移植,而且他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这在当时的诗坛是少有的,这正好使他的诗作具有了与其他诗人不同的特质:即他在“拥抱西方”的同时更多的是“回归传统”,对传统的回归不免使他的诗歌具有许多传统情结,与此同时,他又特别注重诗美的追求,对传统诗情的与诗美的追求也正是他诗歌的实绩之所在,下面拟从三个方面首先对其诗歌中的传统诗情作一概述。
1，乡愁情结
自有诗歌以来,乡愁诗也就随之诞生,也就有了传统的乡愁诗情。而台湾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的环境,也就予以乡愁特定的文化内涵。这种乡愁源于一种放逐心态或边缘文化情绪,来自于对乡土的眷恋。像许多诗人如纪弦、周梦蝶、林泠一样,郑愁予的童年也是在大陆度过的,来到台湾后,“文化虚位的忧惧”以及“生存抽空的茫然”使他产生了一种“孤儿心态”,[ 3]于是他的诗作有了一种浓浓的乡愁情结。如他在诗歌《想望》中写道:
推开窗子/我们生活在海上/窗扉上是八月的岛上的丛荫/但啊,我心想着那天外的/陆地———
我想着那边城的枪和马的故事/北方原野上高粱起帐的季节/我想着/那灰色的城角闪金的阁楼/一步一个痕迹的骆驼蹄子/而我也想着江南流水的黄昏/湘江岸上小茶馆的夜/和黔桂山间抒情的角笛……
很显然,诗人在这首诗中写到了他在大陆的生活经验,但童年的美好时光已不再,所以,青年时代来台湾后家世的零落和无法回归的孤儿心态,共同投影在每日必须面对的海上的生活体验,从而生成他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理性和感性、社会和个人虚虚实实的错落的悲剧,从而传达出一种恍如置身于“梦土上”的缱绻思绪,浸透着一种追忆和思归的情绪,这是郑愁予诗歌中最牵动人心的一个情结。他也一再地倾诉着这种浓浓的乡愁思绪:“停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归船曲》) ,“若非夜鸟翅声的惊醒/船长,你必向北方的故乡滑去……”(《船长的独步》)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石人”(《偈》)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边界酒店》)。这篇文章盗链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但郑愁予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因为“做一个单纯的诗人恐亦难以为继”[ 6]的,这体现在他的乡愁诗也不仅仅是抒发个人一己的乡愁,而是把乡愁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如《乡音》一首: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赛,/在一个冰冷的围场,我们是同槽拴过马的。/我在温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而我失去了旧日的旅伴,我很孤独。
我想告诉他,昔日小栈房炕上的铜火盆,/我们并手烤过也对酒歌过的———/它就是地球的太阳,一切的热源;/而为什么挨近时冷,远离时反暖,我也深深纳闷着。
此时的“乡音”,是全人类的乡音,是乡愁的未来式,有着科幻式的奇想。这里的“乡”不仅是地区的乡,而是一个大地区、大范围的“地球村庄”,郑愁予把乡愁提升到这个层次,可见诗人想象之丰富,视野之开阔。诗人萧萧曾指出:“这首诗与商禽的《籍贯》合观,‘地球人’的同乡观念经由此两诗而更为具体。”[ 4] (83)郑愁予的诗歌中的这种浓浓的乡愁情结,着实契合了当时许多人的心态,反映了海外一部分人的普遍情感、愿望、理想与诉求,因而赢得了台湾甚至海外许多读者的喜爱。尤其在“浅浅的海峡”阻隔的今天,这样的“国之大殇,乡之深愁”又是何等的深切,其具有的时代意义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来自－我1爱1语1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浏览
2，闺怨情结
用现代诗的写法写闺怨诗,虽不是郑愁予的独创,但他的闺怨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是他诗歌最具有传统诗情的地方,如他最为著名的《错误》一首: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如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这首诗在台湾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在大陆甚至海外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仅“意象”承袭古意,连文法也顺应文言的造句习惯,如“向晚”和“紧掩”两词,作者都把它们放到句末,不仅加强了文意,更延伸了诗意。尤其是结尾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诗人把两个互相矛盾的词组合在一起,真可谓妙笔生花,表现出游子的马蹄叩响了思妇的希望之门,却不能在思妇身边驻足的悲凉与无奈。这是诗人经历战争离乱和漂泊天涯的情感的投射,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十分真实。如果说“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是情的寂寞,“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是爱的忠贞,“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则是闺怨的表征。
《错误》是从女人的角度来写的典型的闺怨诗,而他的《情妇》则是从男人的角度来写的另一首也不失为写闺怨之情的佳作。
“在一青石的小城,住着我的情妇/而我什么也不给她/只有一畦金线菊,和一个高高的窗口/或许,透一点长空的寂寥进来/或许……而金线菊是善等待的/我想,寂寞与等待,对她是好的。
所以,我去,总穿一袭蓝衫子/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候鸟的来临/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种人”
正如萧萧所说的:“郑愁予是一个柔性的诗人,他以闺怨诗控诉战争造成的离乱,他以浪子与情妇看似罗曼蒂克的感情来表达时代的无奈。”[ 4]其实,无论是《错误》还是《情妇》,作者是通过闺怨的落寞写离人的落寞,他的这种“过客”心绪不仅是指爱情的心绪,而是寄托着流寓台湾而难以归省的人们的孤儿意识,是一种漂落的社会心态的象征。他写出了在台湾被放逐的一代人的苦难与艰辛,他的这些诗的时代意义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3，宗教情结
自先秦文学以来,文学与宗教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执是之故,“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 5]。所以,在《庄子》的《逍遥游》里,就表现了道家的“绝对自由”思想,在唐代的王维诗歌里我们又领悟到了佛家的“悲悯”情怀。而在台湾,许多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中也有着浓浓的宗教情结。像洛夫,周梦蝶一样,郑愁予也在其诗作中透露着宗教的悲悯情怀,尤其是佛教的“无常观”。他自己曾说到:“诗中的人物都是我移情的替身,带有我对生命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悯。当我更进一步作横的检视时,令我瞿然心惊的是:我的诗作里,无论是哪一类的素材,都隐含我自幼时就怀有的一种‘流逝感’。究之再三,这即是佛理中解说悟境的‘无常观’了。”[ 6]
的确,佛理“无常观”的化入,构成了郑愁予诗歌的独特“气质”,从笔名、书名以及跃然纸上的语汇和暗喻,都衍生着“无常观”的主题。如“愁予”的笔名就出自于典故《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以及辛弃疾《菩萨蛮》中的“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婉约中隐含着悲悯和苍凉。至于他的一些诗作如《衣钵》、《度牒与梵音》、《谈禅与微雨》,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诗作浓得化不开的宗教情结。如在咏怀诗《衣钵》中他写道:
在此人界与神界的两栖土上/在静矗的大理石柱间/您坐得是如此之临近/当号音的传檄在黎明中响起您/我中华在天之父阿/知道么又集合了第三代的献身者/传接您衣钵的人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作者对“无常观”的另一种了悟。人生无常,但不能放逐自己,就连国父孙中山也坐“在此人界与神界的两栖土上”,作为活着的第三代的献身者,更不能因为人生无常而让生命流逝,一定要做传接“衣钵”的人。
在这里,作者已把“无常观”衍生为对“国殇烈士”的悲悯情怀,此外,在《三二九前夕》、《小站之站》中,也都表达了这一主题。这正如他自己说的:“对生命的悲悯,加之对大自然‘仁和’的体念,使我的‘山水诗’、‘爱情诗’以及‘咏怀诗’,在迥异的艺术形式背后,却沉潜着一个由同一气质蕴成的内层世界。”[ 7]如果说诗的境界是艺术的境界,那么禅的境界是人生的境界,郑愁予在他的一些诗作中还写了禅和人生的关系。钱钟书先生也在曾经其《谈艺录》中谈及诗与禅的联系,他说:“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 8]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禅与诗可以化合为一,皆可达到悟境,即人生和艺术的最高境界。郑愁予的《谈禅与微雨———另一种形式》,就是诗中有禅,以诗谈禅和以禅谈人生的经典之作。他这样写道:
与处子谈禅/是须佐以手势的/有些语言不及的地方/如品尝新茗要轻啜细细的紫泥/而这只是薄暮的暗示/禅终是/不可说的/只余手势在余阳中幻变……
而这些都不是/禅与处子谈到词穷处/竟又进入余阳后的微雨/这种只适可散步七分钟的雨/少了不够润/多了便是漉/所谓禅微雨行到六分钟的时候/也许就丝丝……丝丝地悟到了……
读郑愁予的这首诗,让我们想到了意象派诗人李金发的《微雨》,但郑愁予的这首诗独特之处在于诗中有禅,通过谈禅而达到对于人生的一种了悟。其实,文字对于禅是一种尘障,而此诗依托文字,创造意象,营造意境,用诗歌的语言所构筑的意象世界传达禅的妙义,因而获得对于人生的感悟,这感悟经过诗人艺术心灵的升华,便形成了禅意盎然的诗篇,而我们从诗人渗透着悠悠禅意的诗美世界中,感受着诗人的诗歌呈现的另一种美。
其实,对郑愁予的诗作做一纵的观照,从他的处女作《矿工》到第一部诗集《草鞋和筏子》,从《老水手》、《板车夫》到《燕人行》,对生命的“流逝感”以及对人生的“无常观”涵盖了他诗歌的大多数篇章,甚至他在纽约的两次演讲都是用《我的无常观与诗俱来》作为讲题。他自己也不无自豪的说:“鉴诸诗集流传如此之广,即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主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 9]很显然,他这里
的“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所说的“心”,即悲悯之心———“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中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的确,读郑愁予的诗,冥冥之中你会涌起一种佛家的悲悯情怀,然而这一切都是诗人的宗教情怀使然。他还说:“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之,我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10]总之,宗教情结的化入,使郑愁予的诗作有了别一类的魅力。
二
郑愁予诗歌的魅力不仅在于传统“诗情”的营构上,同时,他诗歌的形式之美(诗美)也是中国现代诗诗坛的一朵奇葩。杨牧在《郑愁予传奇》一文中写道:“自从现代了以后,中国也很有些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字写他们的‘现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地现代的。”[ 11]甚至在郑愁予的《燕山行》出版以后,杨牧说其诗歌的“文字已炉火纯青”。的确,在台湾诗坛,郑愁予是一个特别注重诗歌形式的诗人,他不仅注重诗歌的“外形式”,而且他也特别重视诗的“内形式”。
郑愁予诗歌的“外形式”追求诗歌的音乐美,这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节奏上。英美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在他的《节奏韵律》一文中说:“如果一种节奏要给人欢乐,就必须在其有一点稍稍令人惊讶的成分。这不一定要是古怪或奇特,但要用就须用得好。”[ 12]郑愁予视节奏为诗歌的生命,故他的诗歌非常富有节奏感,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郑愁予并不是像其他现代派诗人生硬地借鉴西方的意象派诗歌的写法,而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诗歌技巧。他说:“诗的语句如材料,必须达到语言富节奏感,结构立体化,才算完成。许多人将诗与散文混淆,其实是大异其趣。我对文字十分敏感,我的文字技巧能力是从中国古文、现代文、韵律、节奏感中学到的。”[ 13]所以他非常注意发挥现代汉语的特点,以其音乐感来增强现代诗的美感与魅力。如《错误》、《如雾起时》、《野店》、《赋别》等诗几乎妇孺皆知,有的还被谱曲传唱。“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赋别》) ,节奏的徐疾张弛与情绪的涨落起伏糅合得天衣无缝,充满着音乐感与抒情性。又如:
“哪有姑娘不戴花/哪有少年不驰马/姑娘戴花等出嫁/少年驰马访亲家/ /哎———/哪有花儿不调残/哪有马儿不过桥/过桥的马儿啊不回头……”(《牧羊女》)
杨牧评论说:“愁予的节奏是中国的,非英语节奏所能代替。”[ 14]对于这一点,郑愁予是非常自觉的。直到最近他还说道:“……中国字、词,本身有一种音乐感,有四声,写新诗是不是应该把它忽略掉呢?我看不能忽略。唐诗宋词的形式直到今天我们还喜欢欣赏它,因为它把中国字、字的音乐感组成了一种至美的形式,没有办法再将其置换。那种音乐感和我们的情感本身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是值得我们现代诗人借鉴的。这也是对现代诗人很大的挑战。”[ 15]可以说,郑愁予把中国诗歌、中国语言的节奏、韵律的内在美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台湾现代诗带来了一种极具个性的音乐美。
其次,郑愁予也是以为特别注重“内形式”之美。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诗歌具有诗情、诗意和诗味的内在特质,诗的内在特质不仅决定了诗的外形式的形态,也决定了诗的内形式的形态。郑愁予的诗歌,特别注重意象、意境、象征、隐喻等内形式的营构。为了表现现代人复杂的感觉、感情、感悟,所以他在意象的创造上也表现出充分的现代技巧,尤其当他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将众多的中国传统意象叠加并组合成一个整体时,浓郁的诗情、深邃的意境就出现了。那首韵味悠长的《错误》就是典范之作。“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开落”,令人缱绻留连,“东风不来”,“柳絮不飞”,“窗扉紧掩”,“街道向晚”,“跫音不响”,各种意象翩翩而来。诗中无一字写人,可一个美丽的倩影却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少女的贞静,情人的神秘,离人的寂寞在宁谧朦胧的氛围中缓缓渗出。“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句更是余味无穷。读者对他的诗不一定能逐句解读,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他写的是“过尽千帆皆不是”的闺中相思,但是,诗中满蓄满蕴的情调意境是确实令人挥之不去的。他的许多诗作如《贝壳》,《水手刀》,恰如其分地运用意象,因而常常流荡着唐宋诗词的隽永、幽美。而营造意境的高超手法又使他成了一位“绝对地现代的”、“中国的中国诗人”(杨牧语)。此外,郑愁予的很多诗歌具有象征和隐喻,这里也就不一一介绍。
郑愁予以其不凡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他在汉语诗坛的地位,他的丰富的诗情世界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不同层次的读者,而他对诗美的追求不仅对整个华语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的范例。因为在近些年的诗歌创作中,似乎存在两个极端,有的作品要么追求话语的散漫琐碎、浅浮直白;要么追求话语的诘屈聱牙、艰深晦涩,因而有的诗歌过于散文化、随意化,甚至还出现世俗化、庸俗化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严重地削弱了诗美的表现,诗歌被边缘化的命运也在所难免,也成为广大读者愈来愈远离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是极致的语言艺术。诗美的各种因素都是由诗的话语蕴含和表现的。因此,要充分地表现诗美,让读者感受和认同诗美,就要站在诗美立场上,去正确认识诗歌的语言特性并善于运用诗歌语言,使诗歌的意象及意境等因素得以符合诗美的要求,从而重新焕发汉语诗歌的艺术魅力。古今中外无数的文学现象和事例表明,民族性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基础,诗人只有尊重本民族的审美传统、文化传统,融汇和借鉴外民族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巧,才能创作出符合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和欣赏情趣,为本民族所普遍接受的诗歌作品。诗歌,只有是属于民族的,才可能是属于世界的。唯有如此,中国新诗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华语诗歌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毕竟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
注释:
[1 ]转引自陈日文:《访著名“浪子诗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郑愁予》,摘自: http :// wwwjs. chinanews. com. cn
[ 2 ]沈奇:《美丽的错位———郑愁予论》,《台湾诗人散论》,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 年版251 页。
[ 3 ]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5 月版739 - 741 页。
[ 4 ]萧萧:《现代诗里的传统诗情》,《现代诗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公司,1987 年7 月版71 页。
[ 5 ] K. J .库舍尔:《神学与文学·几点说明》,《神话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55 页。
[6 ]、[ 7 ]、[ 9 ]、[ 10 ]郑愁予:《郑愁予诗的自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年3 月版3 、3 、8 、8 页。
[8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4 年版106 页。
[ 11 ]、[ 14 ]杨牧:《郑愁予传奇》,转引自刘登翰、朱双一:《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年12 月版253 页。
[ 12 ]〔英〕彼德·琼斯编,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 版155 页。
[13 ]转引自林湄:《在湖上激起一夜的迷雾》,摘自: http ://culture. 163. com 。
[ 15 ]沈奇:《摆渡———传统与现代》,《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7 年第4 期。
作者李立平,男,华侨大学中文系02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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