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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性格、命运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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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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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久.郁达夫的性格、命运及其启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5)
郁达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艺界历来就有不同甚至迥然相异的看法。我认为, 达夫是20 世纪中国最富才华最具个性最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之一。
达夫是个天分极高的人, 有人以为在这一点上他在创造社诸君子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对经济学、医学不太喜欢, 倒是对文学如痴如迷。在帝国大学期间, 他读过上千本小说, 而且借阅图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从书架上依次搬来, 不查目录。他的创作, 小说、诗歌、散文、文论、政论, 多而优质, 是创造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也是“五四”巨匠之一。
从气质上讲, 达夫是个浪漫的抒情诗人。他一生最好两件事物: 酒、女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经常出入秦楼楚馆, 导致身体憔悴, 很早就得了肺病。但实际上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浪荡子弟, 即使进了妓院大门, 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 也不是一个良心泯灭的玩世不恭的嫖客,却反而给那个污浊环境中带进了一种爱和慈怜的气氛, 就象朋友们说的那样———“俗得那样雅”。生活中的达夫纯真、坦白、潇洒、浪漫, 并微微带点神经质。热情与伤感并存, 一点小事(如看戏) 能令他流泪。他对朋友、对同胞, 甚至对敌人, 都是用情感来支配一切的, 做事不计后果。下面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作为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 达夫与郭沫若曾经被人称为“孤竹二君子”, 二人之间关系可见一斑。1927 年1 月,他发表《广州事情》一文, 招致郭沫若批评; 8 月登报退出了创造社, 与郭沫若断绝关系。1937 年抗战爆发, 与郭沫若重归于好, 并专程赴上海迎接他。因为了解达夫, 郭沫若说: “达夫行事尽管有时过于轻率, 有时容易被人利用, 但本质上是一位善良而无私的人。”①
作为时代的背逆者, 他反叛旧有的一切, 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追求爱情的执着令他得到了“天外的使者” ———王映霞。但是1933 年, 移居杭州达夫的名气令他只能在杭州上流社会周旋, 而实际上经济却较为窘迫, 浙大和浙大图书馆都不请他工作。映霞女士年轻貌美(杭州三美之一) , 爱慕上流社会的虚荣可以理解, 而达夫却令她失望, 以后两人的感情渐生矛盾, 为达夫始料不及。1939年3 月, 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发表《毁家诗纪》, 1940年3 月, 两人终于协议离婚。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那轻率冲动的性格, 既使他当初敢于顶住压力, 大胆追求王映霞, 也使他在两人产生矛盾后, 不顾后果, 将家丑外扬, 并以文学的形式外扬, 弄得王十分难堪, 终于调解无效而离异。
达夫还是个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文人,其个性有极刚毅的一面。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感受到国弱民穷的难堪与屈辱, 渴望祖国强大。1938 年他到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文协”成立后, 被选为理事。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 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 正气凛然。流落南洋期间, 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 勇敢巧妙地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与刘海粟谈起时局, 一向谦和质朴的达夫, 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海粟! 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 我们要宁死不屈, 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 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 也要做伯夷叔齐。”②南洋沦陷后, 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 于1942 年5 月逃难到苏门答腊西部的小市镇———巴爷公务,并化名赵廉, 其间因懂日语而被迫做了日军翻译, 同时也借身份便利为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之后开办赵豫记酒厂, 冒充富商掩护身份并筹措经费。为了不暴露身份,达夫舍弃了一生最好的两件事物(因怕贪杯误事, 长期戒酒, 律己甚严; 并找了一个“婆陀”女人———印尼华侨何丽有结婚) 。对于达夫, 能够做到这一点已足以让人敬佩,更何况他最后还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郁达夫一生不得志,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他的性格, 这实在是有欠公允。达夫性格中“用情感支配一切, 做事不计后果”这一特征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但是, 这一点并不足以对达夫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达夫之所以不得志,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命运的捉弄。达夫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 虽然出生于浙江富阳县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但三岁丧父,幼年时期并不顺利。1913 年9 月, 由长兄郁华带至日本留学, 初读文科, 后遵兄意, 改读医科。1919 年11 月, 他进入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 1922 年3 月毕业,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可以说, 达夫从一开始就无法或者说是无力摆脱命运的安排, 其中还包括1920 年暑假回国与富阳孙荃结婚。1922 年10 月回国, 他先后在安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任教。但一切均不顺利,“一踏上上海的岸, 生计问题就紧迫到我的眼前, 缚在我周围的运命的铁索圈, 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 (《莺箩行》) 这应该可以看作是生性浪漫的达夫在遇到严酷的现实生活时的真切感受。在谈到达夫的命运时, 郭沫若说: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①以达夫之才, 在北大呆了几年, 却始终只是一位讲师, 足见达夫在北平的境遇了。然而, 仔细分析这件事情,我们发现, 北大并无过错。1923 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去苏联, 每周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 达夫困于生活只得应允。但是, 达夫内心并不喜欢这个差使,陈翔鹤在1947 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 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 “谁高兴上课, 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 不是的, 是‘统计学’。统什么计, 真是无聊之极!”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 上课钟响了, 郁达夫走上讲台说: “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 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 我感到惊奇, 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 他就提前下课了, 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郁达夫1927 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 到北京之后, 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 在1924 年中间, 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 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 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 正如酒醉的人, 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 两无可观, 萎靡颓废, 正如半空中的雨滴, 只是沉沉落坠”。按照这种种情形, 达夫在北大没有做到教授自然在情理之中。好在达夫1925 年2 月离开了北大, 如果他囿于所学专业固守于北大, 就算北大聘他为经济学教授又有多大意义呢?
当然,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容不下他。据郭沫若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 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请郁达夫任教授, 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批驳, 认为达夫生活浪漫, 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样的惊讶。”①而在达夫移居杭州期间, 浙大和浙大图书馆也都不聘请他。这些可能与达夫的作品有关。达夫作品在当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因为两个特点:以病态反抗来暴露黑暗现实,“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他笔下的零余者都是下层知识分子, 感受到精神和物质的压力;都有反抗性, 但他的反抗方式是病态的, 绝望的, 这是他的独具一格之处。他不仅写出了当时青年的时代病, 而且暴露了社会原因。至于达夫小说中“性的苦闷”的描写,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 作品的主人公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失望, 而又苦闷得失去一切人间平衡的时候,才被达夫送进了妓院。可以说, 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的苦闷”描写, 是对封建旧道德的大胆的挑衅。而“对旧道德的打破”是创造社奉行的三条路径之一。正如郭沫若说的那样: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 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 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 把一些假道学, 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 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①于是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胡适博士坐不住了; 徐志摩“诗哲”们则开始痛骂了: 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 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大家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达夫个人的性格或生活作风, 而是他那些大胆挑衅封建旧道德的小说。他的这些作品, 触犯了“众怒”, 让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 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感觉到了面具被揭破的难堪, 也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 达夫在当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也就在所难免了。您看到的这篇文章来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原因。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本身并无过错, 问题出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任何东西如果失去了竞争或者比较的对立面, 即使对于这个东西本身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 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时期大概有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等几个阶段, 而这几个阶段相对而言都具有思想文化多元并存且比较自由的特点。在中国社会, 按照儒家文化来衡量文人的标准只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个标准, 达夫以及创造社诸君恐怕是属于另类了。中国文化对待另类, 特别是有思想的另类, 是极其残酷的,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些丑陋的东西。宋朝的柳永, 元朝的关汉卿, 他们的命运与达夫惊人地相似,这都是中国文化对待另类的例证。虽然达夫的性格确实独具一格, 够得上“另类”, 但如果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那么一点真正自由、民主的空间, 我想, 以达夫的才能学识, 断不至于在当时的中国为生计问题犯愁吧。显然, 他的不得志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能容纳他, 致使他的先天的浪漫性不得不和社会的现实性进行绝望的抗争, 他东奔西走, 找不到合适的职业, 思想上、经济上均陷入苦闷、焦躁之中。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达夫的心态,假如达夫在得到王映霞之后能够在某所大学“做到教授”,或者当时的社会对达夫多一点宽容, 他未必会选择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筑“爱的香巢”, 而这件事情恰好就是达夫与长兄闹翻、与王映霞感情产生裂痕的起因。
达夫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首先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的去评价达夫及其作品。就达夫而言, 他本质上的真诚善良与大节上的是非分明应该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作为一个文人, 这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应该允许一个文人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我想, 如果李白没有了那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放, 他就成不了李白; 假如普希金没有了那份为爱情牺牲生命的激情,他也就不是普希金了。同样道理, 郁达夫没有了自己的独特个性, 他也就不是郁达夫了, 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会缺少很多闪光的东西。所以, 尽管达夫性格中感性的成分多了一些, 有时甚至比较轻率地伤害了别人, 但瑕不掩瑜,绝对不至于“品质恶劣, 作风浪漫, 不足为人师”。可以说, 达夫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既彷徨, 也呐喊; 既孤独, 也战斗; 既失望, 又希望。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 关山笛写下了这样悲壮的悼诗: “斑白犹存稚子心, 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 血奠神州头作樽!”这或许是对达夫最公正的评价吧。至于他的作品, 我们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尽管存在一些不足, 他的小说还是代表了自我抒情小说的最高成就。1921 年7 月底出版的小说集《沉沦》, 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在当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其小说主要提供了自我形象的精神悲剧的历史, 再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灵,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五四时代人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他的小说开启了自我抒情小说的先河,并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小说流派; 他的小说还开创了一个感伤的抒情传统, 对当时和后来的作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 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次, 我们应该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达夫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分析历史是为了给今天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达夫的悲剧”在实质上而言不只是达夫个人的悲剧, 同时也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达夫的悲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 世纪的今天, 我们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时,“达夫的悲剧”如果再次重演, 那就真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 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对于文人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苛责; 多一点保护, 少一点打压就够了。我们应该允许文人有不同的个性, 文人可以是感性的, 而我们的政府和理论界、学术界却必须是理性的。宋朝的皇帝尚且可以让柳永“且去填词”, 元朝的统治者也可以给关汉卿搞杂剧的机会,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保护今天的“达夫”们呢? 我想, 假如达夫能够活到今天, 要么可以从容的当他的文学大师, 要么可以堂堂正正做他的文学教授, 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吧。
注释:
①郭沫若. 论郁达夫[J ] . 人物杂志, 1946 , (3) .
②刘海粟. 漫谈郁达夫[J ] . 文汇月刊, 1985 , (8) .
作者简介: 邓玉久(1965 - ) , 男, 湖南衡阳人, 副教授,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衡阳 4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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