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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笑远.杜牧创作思想论略.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人,唐代大和二年(828) 进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先祖杜预因注《春秋左传》而流芳后世,而其祖父杜佑著有史学名著《通典》二百卷。这种名门世家的出身对杜牧一生影响颇大,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思想也明显地影响到他的创作观。而杜牧先天的聪颖、后天的勤奋,再加上良好的家学,使他成为唐代著名的诗文家,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形成晚唐文坛上耀眼的双子星座。杜牧的诗文创作在当世便受到好评,李商隐曾作《杜司勋》:“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又作《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表达他对杜牧的敬仰之情。杜牧亦颇受后世推崇《, 旧唐书·杜牧传》说他“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 1 ]p3986《新唐书·杜牧传》则说“牧字牧之, 善属文。”[ 2 ]P5093清代的洪亮吉在其《北江诗话》中说:“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 3 ]P2 - 27而本文旨在梳理杜牧的创作主张,总结他的创作思想。
一
杜牧主张文章创作要“为文以意为主”,诗歌创作要“诗要少加以理”,这是其创作思想的核心。
其文章创作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答庄允书》中,文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园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 ,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他在这里形象鲜明地提出了“为文以意为主”的观点。“意”与“辞”的关系最终是要由“意”来决定“辞”,即“文附质也”,在这里,“意”居于一种主导地位“, 文”要受“意”的驱使。
杜牧所提的这个“意”并不单单是儒家的经义,更不是创作者头脑中简单而抽象的创作意图,而是经过创作者的构思与营造,在创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具体命意,表现在文章中就是指充实的思想内容。杜牧在这里提出的“意”,与韩愈、柳宗元提出的“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着重要的差别。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这个“道”主要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即儒家思想。柳宗元也讲“文以明道”,也把“五经”作为“取道之源”,但他所指的“道”并不单指儒家思想,而是更多地强调“道”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作用。发展到杜牧这里,他进一步修正了柳宗元的观点。杜牧正是看到了只讲“道”容易把创作者的思路固定在儒家的思想上,使创作的内容变得单一狭隘,所以对韩愈、柳宗元提出的“道”进行了补充,拈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意”。这个“意”扩展了“道”的内涵与范围,扩大了文章表现的领域,纠正了一种较为偏狭的功利的文学观,而这正是其理论的价值所在。
杜牧的“为文以意为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所说:“夫言止于达意”[ 4 ]p163 ,又如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5 ]p146 ,均受到了杜牧创作思想的影响。
而他的“文以意为主”的创作思想在诗歌创作中则体现为“诗要少加以理”。在《李贺集序》中,杜牧对李贺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阝多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口去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一连用了九个形象化的排比句评价李贺,充分肯定了李贺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入世的清醒的理性主义者,杜牧觉得李贺诗歌创作的最大问题在于“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即李贺的创作是承袭《离骚》而来的,在辞采上甚至超过了《离骚》,但是在“理”上却是不如《离骚》的,他认为李贺的诗如果少加以“理”,成就一定不凡,甚至有可能超过《离骚》,这种观点亦是和他的“文以意为主”主张相通的。在他看来《, 离骚》的魅力除了在文采上的华艳超绝外,更在于“《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的优点,即《离骚》继承了“诗可以怨”的传统,发挥了“感怨刺怼”的社会作用。所以后世学习《离骚》,不仅
需要学习其文采,更要学习其积极的思想内容。
杜牧这里提出的“理”的内涵与前面的“意”基本一致,都是指作者在创作前形成的具体的命意,以及创作后在诗中形成的积极有为的思想内容。这个“理”起到统帅全篇的作用。杜牧提出的“理”是有着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当时晚唐诗坛的一部分诗人过分突出艺术形式,追求形式之美,忽略或是回避社会现实内容而发。同时杜牧也注意到过分强调“理”会影响到诗歌的朦胧含蓄之美,所以他特别强调一个字“少”,也就是要注意在诗歌中加入“理”的分寸,这是较为辩证和公允的观点。
杜牧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进行文学批评的人,他提出的“理”和“辞”二元对立的批评方法,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为后世的李贺诗歌研究在评价倾向和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基本框架,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批评方法的引入,才有了新的李贺诗歌批评模式。
二
那么,如何在创作前获得这种统帅性的“意”或“理”呢?杜牧不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这种“意”和“理”的获得不是生而就有的,也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赋予,而是要靠后天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关键在于学习,他认为“自古未有不学而能垂名于后代者”(《上池州李使君书》) 。他在给儿子的诗中说:“万物有好丑,各一姿状分,唯人即不尔,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要自拔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忘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留诲曹师等诗》) 在给小侄阿宜的诗中也说:“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8943 .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他还讲自己“某疏愚于惰,不识机括,独好读书,读之多矣。”(《与人论谏书》) 由此我们可看出,杜牧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打好学习的根基才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杜牧重视学习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其得天独厚的家学使他比别人更具备学习的条件,如他自豪地提到“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而他提到的“家集二百卷”就是指祖父杜佑留下的《通典》;二是和整个时代风气有关。唐承隋制,实行科举取士,主要以进士、明经和制科为主,推动了唐人对《文选》和儒家经史的学习和研究。
在杜牧看来,这种学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学习经史。经史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单列《宗经》,强调创作要以儒家的五经为标准。杜牧则认为“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 熟读经书,便有了创作之本,博览史书,对历史的兴亡之理便能了如指掌,挥笔创作时就能“考其当时,参于前古”(《上池州李使君书》)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立意深刻,现实性强。他在回答庄允时说:“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为难到。”(《答庄允书》) 他认为在创作中资以学问(就是指经史之学) ,就可以达到古人的境界。但是他又不盲目复古信古,如他在《上池州李使君书》中所说“仆常念百代之下,未必为不幸,何者? 以其书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圣人微旨不传,乃郑玄辈为注解之罪。’仆观其所解释,明白完具,虽圣人复生,必挈置数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辈解释不足为师,要得圣人复生,如周公、夫子亲授微旨,然后为学。是则圣人不生,终不为学;假使圣人复生,即亦随而猾之矣。此则不学之徒,好出大言,欺乱常人耳。自汉已降,其有国者成败废兴,事业踪迹,一二亿万,青黄白黑,据实控有,皆可图画,考其来由,裁其短长,十得四五,足以应当时之务矣。不似古人穷天凿玄,摄于无踪,算于忽微,然后能为学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为不幸也。”杜牧在这里分三层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针对某些复古守旧派认为的最好的时代是“三皇五帝时代”的观点,杜牧认为生于百代之下未必是不幸。其次,针对妄自菲古的观点,杜牧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继承观点的妄言。他充分肯定了郑玄等汉儒的注解有其合理之处,认为自中唐以来的啖助、赵匡、陆质等人一味怀疑汉儒注解只是徒好其奇,并无实际根据。再次,杜牧最后又回应了开头提出的观点,认为对待历史应该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由此我们可看出,杜牧的历史观是一种通达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今未必不如古,古也未必强于今。这种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因循发展观相对立,限于篇幅,我将另文讨论此种历史观的由来及对杜牧咏史诗创作的影响,此不赘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杜牧看来,求新求变的前提在于很好的继承,而没有继承的求新求变都是无根游谈。
第二,追摹前辈经典作家的创作,并有新的突破。任何一个成功的创作者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总会有自己的承继。杜牧所追摹的前辈作家,既有本朝的李、杜、韩、柳,如他所盛赞的“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 也有前代的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 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 杜牧并没有厚古薄今,也没有厚今薄古,而是辩证地学习继承。在创作上,杜牧对于前辈作家有着深切的体认。他说:“杜诗韩集(一作笔) 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 杜牧以仙人麻姑抓发痒的脊背来形容读杜、韩文集时的舒服痛快,特别是后两句,以无人能合煎凤喙和麟角之胶以续断弦为喻,感慨杜甫、韩愈诗文的优良传统,即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好传统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而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韩愈诗风的雄奇怪伟到了晚唐也无人为继,时人尽讲声病,风骨尽失,杜牧就是要纠正这种不良诗风。清人赵翼说得好“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山谷因之,亦务为峭拔,不肯随俗为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6 ]p163 - 169这些都显示出杜牧对当时颓靡文风和重道轻文的不满,表示自己要继承杜韩诗文的优良传统,并要有所创新,自立门户,因此,杜牧在实际创作时,会根据自己创作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而不是一味盲目复古。如他说“杜诗韩集(一作笔) 愁来读”(《读韩杜集》) ,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杜牧有着清醒的文体意识。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在经历了中唐古文运动之后,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比较清晰的文体观念又有所混淆,杂文学或说是泛文学的观念又开始盛行。而杜牧虽然讲创作上的求新求变,但依然求“会通”,继承了六朝以来确立的“文”与“笔”区别的观念,所以还是强调“诗”和“笔”的区别,这里的“诗”即是指有韵之“文”,笔即是无韵之“笔”。第二,对于杜甫,按照他的看法,杜甫更长于诗歌创作,而不善于文章创作,所以他重点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对于韩愈,他认为韩愈更长于文章(特别是古文)创作,所以他专门学习韩愈的文章作法。您看到的本篇文章来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 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总的来看,他在诗、文创作上均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并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他在诗歌创作的追求上体现为“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献诗启》)“不务奇丽”指的是韩孟诗派的奇崛险怪之风,而“不涉习俗”指元白诗派的世俗浅易之风。同时他还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的艺术精神,对于诗歌创作也是苦心为之,如他对许浑所说“多为裁诗步竹轩,有时凝思过朝昏”(《酬许十三秀才兼依来韵》) ,就形象地说出了他苦心为诗的样子。正因如此,他才雄心勃勃地说:“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 。
杜牧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自撰墓志铭》中说“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因此他对自己的文章创作也是颇为自负的,曾说自己的文章“铺陈功业,称校短长,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于文士才人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上安州崔相公启》) 。杜牧在文章创作上继承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晚唐骈文回潮的大环境下,对古文运动又有所发展。在其散文创作中,最被人们广泛称赞的就是论说散文,如《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论相》等,均主旨清晰,议论风生,说理透辟。宋代的宋祁在作《新唐书·藩镇传序》时,因仰慕杜牧识见的高明,曾大段引录杜牧的《守论》。
三
杜牧提出的“为文以意为主”和“诗要少加以理”,其主要目的主要是指向具体的现实,要有为而作,具有现实的针砭、教化作用。当时晚唐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大多数士人群体明哲保身,不愿或不敢面对现实,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遍存在着失意颓废的情绪。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杜牧虽也不免受到影响,但其天性的豁达、家学的源远流长,出身名门世家的自豪心理,常使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如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颛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故人之长短得失,中丞即归廊庙,宰制在手,或因时事召置堂下,坐之与话。”鲜明的表达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力图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有为。
所以,他提出诗文创作应该首先针对现实而作,并要有益于现实,强调文章应当“铺陈功业,称校短长”(《上安州崔相公启》) ,他说:“某少小好为文章,伏以侍郎文师也,是敢谨贡七篇,以为视听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上知己文章启》) 这几篇文章都是杜牧的重要作品,杜牧一一指出创作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本文来自－我3爱4语5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如果不是，请前往浏览
从这一观点出发,杜牧十分重视诗文创作的现实品格和教化作用,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 ⋯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杜牧的这段话成为他与元白诗派的一段公案。一般认为杜牧以肯定的语气转述李戡的话,是同意李戡对元白诗歌创作的批评的。元白诗风主要为平易畅达,在当时的诗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有很多追随者。元白写了大量的讽谕诗,针砭时弊,但也写了不少艳情诗,而这些艳情诗受到当时人的追捧,李戡和杜牧主要从正统儒家诗教思想出发,针对这部分艳情诗提出批评,认为其无补于现实,败坏社会风气。后世有人批评杜牧自己也创作艳情诗,所以并无资格批评元、白,但实际上,杜牧自己虽然也写过一些艳情诗,但大多写的含蓄蕴籍,没有元白艳情诗的俚俗化倾向。
但是现实并不如杜牧所理想的那样,他在现实生活中就遭遇到坎坷。可在他看来,如果这种创作不能在当世得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排挤,那么也不应该失去创作的信念,因为创作者可以将诗文创作的价值指向未来,以求知己于后世。“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 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自两汉以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 故亲见扬子云著书,欲取覆酱瓶,雄当其时,亦未尝自有夸目。况今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难到,勉之而已。”(《答庄允书》) 这里的“寄志于言”的“志”就是指“意”与“理”,这个“志”存在于“言”———即诗文中,后世通过“言”来考索作者的“意”和“理”,从而实现共鸣。
源于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和对前代士人遭遇的深深同情与共鸣,杜牧指出他们不容于当世,所以求言遇于后世的无奈与辛酸。杜牧的这种创作思想是有着古老的渊源的,既与中国传统的“诗言志”、“文以述志为本”的创作思想有着深刻的承续关系,又与司马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7 ]p408 ,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 8 ]p209 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杜牧讲究“见诗为志,作歌极情。”(《贺平党项表》) 但他又深受儒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思想影响,提出“优柔”的表达方式,说“武事何骏壮,文理何优柔。”(《洛中送冀处士东游》) 此“优柔”指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主张“优柔”含蓄地表达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总的来说,杜牧的创作思想,大体可归入中国古代儒家阵营,此种观念是与道家创作观念相对立的。他的这种思想既是对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是与整个盛唐至中唐再至晚唐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的,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杜甫、颜真卿、韩愈这些为后期传统文艺定规立法的巨匠们,其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思想。他们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规范的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主张。这种以儒家思想作艺术基础的美学观念不只是韩、杜等人,而是一种时代阶级的共同倾向。所以,尽管风格、趣味大不相同,却贯穿着同一的思潮脉络。与韩愈对立的元、白,同样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对元、白不满,风流潇洒‘, 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杜牧,也同样力赞楚辞‘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李长吉歌诗叙》) ”[ 9 ]p151 。从杜牧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传统在他身上的积淀,而他对很多传统儒家创作观念亦有所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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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笑远(1977～) ,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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