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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冰波.论鲁迅人格魅力的仁厚特征.中州学刊,2006(3)
鲁迅犀利孤傲、不畏强权,是一名不屈不挠的战士,或者说是一名绝不宽容的斗士,这似乎早已成定论。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说:“战士者何? 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幅活形也。”许广平也认为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①。就连鲁迅本人去世前在病榻上也决绝地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②然而,特殊的人生遭际使鲁迅对封建礼教充满了叛逆;西方人本主义的深刻影响,更使他对弱小乃至对整个大众饱含着同情与宽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仁厚是鲁迅疾恶如仇品格之外的另一本质特征。
一、仁厚是鲁迅的待友之道
鲁迅是一位非常重情的人,他外表披甲执锐,实则宅心仁厚。他呵护诸弟、娇惯海婴、钟爱许广平;他为文学青年改文章、作封面、跑印刷,费神劳力、呕心沥血。这些都姑且不论,单从对朋友的种种发自内心的维护,就足以体现出鲁迅人格中仁厚的一面。
鲁迅对朋友总是仁厚待之,凡事当前,以朋友为先。林语堂曾是鲁迅志同道合的好友,在女师大学潮中,他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同反动军警搏斗。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在厦门大学供职,顾颉刚也适逢其会。顾颉刚与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源交厚,而陈源在女师大学潮中曾对鲁迅实施过人身攻击,所以,鲁迅连带着十分厌恶顾颉刚。而顾颉刚善于交往,先后招来了潘家洵、陈万里、黄坚、罗常培、王肇鼎等人,很快形成一股势力,对鲁迅百般嘲讽。那时,鲁迅常在信里对许广平诉说这种懊恼,他渴望离开厦门大学。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愉快地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但接到聘请后他又犹豫不决,直到1926年底仍不肯离开,因为他在为林语堂考虑。正如鲁迅自己所言:“就只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笔者注。)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③鲁迅为林语堂的处境着想,竟不惜委曲求全。
鲁迅的仁厚待友是不分新旧长幼的。柔石是一位非常善良厚道的文学青年,鲁迅与之交往时间不长,可同样因为厚道使二人既是师生又情同父子。鲁迅说过他是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他却坚信柔石是他在上海的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因此,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令鲁迅悲痛欲绝。后来,鲁迅记忆里始终抹不去柔石的身影。因此他发表了《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来怀念柔石;当《北斗》杂志创刊时,他又选刊了珂勒惠支那幅著名的木刻《牺牲》以纪念柔石,画面上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正如同柔石孱弱的母亲得知儿子惨死后被粉碎了的拳拳之心;鲁迅也没有忘记柔石幼小的儿女,曾将一笔不小的教育费托人转交柔石的遗孤。
在朋友有难时,鲁迅往往挺身而出,仗义执言。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很长一段时期下落不明,当时社会上多有丁玲变节的传言。鲁迅对这种谣言十分气愤,积极为营救丁玲奔走。他认为最好的声援办法是设法扩大丁玲的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易下毒手。因此,丁玲失踪没几天,鲁迅就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图书公司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赶快出版,并再三叮嘱良友图书公司,书出得越快越好,而且要大做广告,大肆宣传。其实,丁玲1931年因主办“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才正式结识鲁迅。在鲁迅眼里,丁玲是一个非凡的女子。丁玲自小命运多舛,四岁丧父,寄人篱下,由寡母抚养成人,二十岁与胡也频结合,婴儿还不满三个月,胡也频就与柔石等人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痛苦的经历使她形成了义无反顾的叛逆精神和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执着追求。丁玲初踏文坛就以
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寂寞文坛,执拗乖张的莎菲身上活跃着许多丁玲自身的因子。鲁迅同情其悲辛,赞赏其勇敢。在险恶的环境里,丁玲能把《北斗》办得红红火火,为最广泛地团结进步作家、配合党的文艺方针,她同反动势力顽强抗争,并且不断地奔走呼号,这更让鲁迅对其品格深信不疑。后来,鲁迅知道了丁玲没有牺牲,但还一直为其辩白,还一直宣扬丁玲。1934年,鲁迅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托,与茅盾编选一部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准备翻译成英文到美国出版,鲁迅力排丁玲变节之众议,将她的《水》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收入,并在同茅盾合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丁玲。这充分说明鲁迅的识人之准和待友之仁。
二、对论敌批评不乏仁厚
倘若说对朋友始终怀着仁厚之心十分不易的话,那么,面对论敌的激烈批评或者余怒未消时仍不乏仁厚之道,则更加难能可贵,更能表现鲁迅的阔大胸襟。鲁迅一生论敌无数,论战中虽然也有肝火旺盛时的过激之语,但最多的则是仁厚凸显。鲁迅常讲要痛打落水狗,但实际上他却是嘲讽多于攻讦。1924年,鲁迅写了三段讽刺当时中国诗人浅薄无聊的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不料,发表前夜竟被《晨报副刊》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断然抽掉,因为刘勉己与现代评论派交好,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有宿怨。而同属现代评论一脉的徐志摩偏偏于此时投了一篇译诗《死尸》,刊登在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语丝》第3期上。鲁迅十分生气,但他并没有把对现代评论派的怨恨一股脑地发泄,只是赶写了《我的失恋》第四段:“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连同前三段一起在《语丝》上发表。鲁迅用第四段诗来戏謔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两位美女的缠绵故事,同徐志摩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一个人如果能在指责对方谬误之时仍能夸赞其长处实在难得。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主流是消极颓废的才子佳人,但也有宣扬反帝爱国、抨击黑暗现实、揭示侨民疾苦、抒发对劳动者的同情的内容。批评者往往对鸳鸯蝴蝶派一概否定,鲁迅则不然。他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在讥诮之外多了几分肯定。鲁迅既批评鸳鸯蝴蝶派脱离时代的趣味主义特征,对其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总貌做了形象的刻画:“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④;同时又充分肯定鸳鸯蝴蝶派的积极作用,如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小说译丛》就获得过鲁迅的赞许。
不止如此,对手越是被群起攻之、大加挞伐,鲁迅越能理性从事,不仅不去随波逐流地狂轰滥炸,反而敢于直言维护论敌的权益。1931年开始,“左翼”阵营同“第三种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如今看来“第三种人”对“左翼”作家及文艺大众化的认识有误,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并无过错,并且他们对文学阶级性的独到见解,如文学具有阶级性,但并非一切文学都离阶级利益很近,反映某一阶级生活的作品未必就是那个阶级的拥护者,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等,比当时一些所谓的“左翼”理论家的见解还要高明。鲁迅虽然参加了笔战,可他对于苏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文学的阶级性等理论问题没有批评,因为作为文学宗师,他深知其中三味。他除了针对“第三种人”的错误澄清事实纠正偏见外,还很想将他们作为“同路人”一道前进。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严肃批评了“左联”刊物发表的芸生谩骂胡秋原的长诗,从中可见鲁迅的仁厚。
被敌手诟骂污蔑,鲁迅不会痛心;但被先前对他感恩戴德的学生反噬,他会痛彻心肺。但即便这样,他也不会过多计较。鲁迅曾自嘲地说过:“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⑤鲁迅之于高长虹就是这样。高长虹1924年结识鲁迅,之后不断得到鲁迅的帮助,他的第一本诗文合集《心的探险》就由鲁迅选校、亲作封面,然后辑入《乌合丛书》,他也由此步入文坛,渐有名气,他感激地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1926年下半年,他因对《莽原》的编辑韦素园不满而迁怒于鲁迅,竟在《狂飙》周刊上污蔑鲁迅精神堕落,是青年的绊脚石;又宣称由鲁迅选定的《心的探险》一书是他自作自编的,还说鲁迅因嫉贤妒能而删掉了书中的精华;他还对鲁迅编辑《莽原》文学期刊大肆诋毁,做诗影射鲁迅是独霸《莽原》的女妖。尽管如此,鲁迅也还很宽容,只是在文章里解释几句了事。直到高长虹开始觊觎许广平,并痛哭流涕地写了首诗《给———》,他以太阳自喻,把许广平借喻为“月儿”,认为鲁迅横刀夺爱霸占了他心目中的“月儿”,鲁迅这才下决心与高长虹撕破脸。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鲁迅同样也遭受过许多论敌的嫉恨和诬蔑,虽不敢说没有一个私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不乏大度与宽容。与鲁迅激烈论争过的所有对手里,郭沫若的创造社对鲁迅打击最为沉痛,但硝烟散尽后,鲁迅不计前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里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⑥郭沫若后来读了这篇文章由衷地敬佩,才明白鲁迅“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⑦。
三、鲁迅仁厚品格的形成与发展
鲁迅仁厚品格的形成及发展,主要是特殊的人生遭际使他对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强烈反叛,使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更使他对弱小乃至整个大众充满了同情与宽容。
鲁迅祖辈本是绍兴府的一门望族,书香门第诗礼人家。祖父出身翰林在京为官,因受一场科举贿赂案之累,罢官监禁,被判死缓,周家一下“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母亲带领年幼的鲁迅兄弟回外祖父家避难,遭受了亲戚们的白眼和讥讽,倔强的鲁迅就重回自己家中。不幸的是父亲得了重病,整整四年,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他每去一次当铺,就饱受一次冷眼,涌上一股辛酸。
社会的冷酷让鲁迅寄情大自然,他对草间的云雀、低唱的油蛉、肥胖的黄蜂十分神往,即便是一畦菜、一棵皂荚树、几块石井栏杆都可以慰藉他受伤的心灵。社会的冷酷让鲁迅对被吞噬了的弱小满怀痛惜:两只小兔被猫叼走了,他一想起这两条小生命就不由得凄凉;范爱农在绍兴投水而死,因他死前曾对人讲“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鲁迅得知后竟悲痛万分,自责“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社会的冷酷也让鲁迅对亲人格外眷顾。母亲喜欢才子佳人小说,他便到处为母亲寻找这一类书看;他从不容许别人乱翻他的书,更不愿意借书给人,但儿子海婴无论怎么翻弄、怎么乱涂乱画,他都不去阻止;他表面怒目金刚,但对许广平却柔情似水,两人闹别扭后,他总会小心翼翼地检讨:“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正因为鲁迅对亲情极为眷恋,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母亲私下给他张罗了一房媳妇,这就是朱安女士。朱安性情温和,旧式淑女做派,深得鲁迅母亲喜欢,可鲁迅毫无兴趣。两人在绍兴举行婚礼三天后,鲁迅便借故返回日本,因此两人一直是挂名夫妻。但作为热血男子,鲁迅强烈需要爱情的滋润,对包办婚姻充满了烦恼,对封建礼教无比憎恶。他曾绝望的大喊“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8943 .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⑧。这四千年的旧账自然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这一世的牺牲承载着无比沉重的块垒。鲁迅对封建礼教的痛恨远不止于此,《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扼杀生命、扭曲人性的故事使他惶恐,中国女子被迫筋骨折断的缠足使他愤怒,而他幼年时正要去看迎神赛会却被父亲罚背书,以至孩子的天性与童趣被大人彻底粉碎了的伤痛更使他终身不忘。这篇文章盗链自.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我爱语文 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分类.最细的公益语文教学网站）。
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将批判的笔锋直指吃人的封建礼教,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鲁迅十分欣赏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尼采、挪威的易卜生以及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诗人,然而,鲁迅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还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尼采的个性主义的结合,刘半农说鲁迅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大体不错。尼采颂扬强者,颂扬个性,他宣布:上帝死了,从此我们就是上帝。正是因为尼采,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缺乏个性的现实和个性被封建文化所吞没的悲剧,意识到应该把人从各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鲁迅主张尊个性、张精神,反复强调“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⑨。与尼采不同的是,鲁迅对弱者表示了更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这正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鲁迅能够如此,固然是由于他从小受到冷酷社会的蔑视所致,但拜伦思想影响也很大。尼采的强者精神是“欲自强,并颂强者”,而拜伦则是“欲自强,而力抗强者”,拜伦使鲁迅将托尔斯泰与尼采熔为一炉,让鲁迅一生都在为孩子、为女人、为小人物的不幸呐喊。
所以,鲁迅的文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推崇的都是个性的张扬,而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祥林嫂》、《药》等关心的都是国人可怜的生存状态及其令人痛心的愚昧和麻木。所以,在现实中鲁迅常常以仁厚待人。鲁迅一生为许许多多的人做事,尽管有时吃力不讨好,甚至后来反遭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因为他“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⑩。这是鲁迅的心灵之语,也是他一生为人的信条,而这博大胸怀的核心
正是仁厚。
四、仁厚与疾恶如仇构成了鲁迅完整的品格
疾恶如仇是鲁迅的人格魅力,仁厚也是鲁迅的人格魅力,两者结合才构成鲁迅完整的品格。作为战士的鲁迅,他疾恶如仇、威猛不屈,即便剩下他一个人也决不放弃阵地,决不抛下手中的投枪、匕首,对没有缴械的敌人“一个都不宽恕”,这些已成为评价战士鲁迅的考语,也是鲁迅战士形象的点睛之笔。但是,鲁迅人格魅力的另一重要方面———仁厚,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不少文章虽有提及,可多半是零碎之语,不能振聋发聩,不能还鲁迅以真实而完整的面目。这主要是极“左”思潮长期影响形成的思维定势所致,认为过多的仁厚之情会有损于鲁迅的战士风采。实际上,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忧国忧民之情构成了鲁迅深广的仁厚情怀。
鲁迅的疾恶如仇与宽厚仁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世俗的冷酷、不幸的包办婚姻让鲁迅变得愤世嫉俗、变得对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充满了反叛,同时也使他对亲人、对弱小充满了温情和宽容。正因为疾恶如仇才使他对大众充满了爱心,也正因为宽厚仁爱才使得鲁迅对邪恶势力不断进行顽强的抗争。这两种鲜明的品格在形成与发展中时有交叉、时有消长,有时又贴合得十分紧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表现之一是战士其外仁厚其中。林语堂是鲁迅十分挂怀的老朋友,可在原则问题上鲁迅绝不相让。例如,有一次曹聚仁请客,席间,林语堂得意地讲起他在香港怎样用英语吓唬住了一群不懂外文的广东人。正谈笑的鲁迅突然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 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十分狼狈。鲁迅对朋友的“薄情”斥责正是他对大众的深情所在。表现之二是勇于认错不失仁厚本色。鲁迅讲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1]在与顾颉刚、高长虹等人的笔战中,因愤懑导致鲁迅用小说对其贬损,用语涉及人身攻击,鲁迅后来对此十分遗憾, 1936年1月18日他在给王冶秋的信中坦承,《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2]。这些都体现出鲁迅仁厚的本质特性。
逝者如斯,鲁迅作为一面旗帜始终为后人景仰。尽管泼污水者有之,抡刀砍旗者有之,但鲁迅精神长存,鲁迅的人格魅力长存。仅仅揭示鲁迅战士的品格,根本不足以显现鲁迅人格的全貌,只有将鲁迅仁厚的品格及其所有丰满的血肉立体地昭示后人,鲁迅才能够以真实的原貌面对大众,大众也才能更好地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精神。
①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141 页。
②⑥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2、537页。
③⑤⑩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180、212、199 页。
④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294页。
⑦鲁迅:《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年,第463页。
⑧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321页。
⑨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56页。
[11]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284 页。
[12]鲁迅:《书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292页。
作者简介:赵冰波,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教授。(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 河南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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