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鉴赏说明
一、辨析课文主旨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读后感。《伊索寓言》像一面镜子，它的正面是明白地要告诉读者的东西，一般读者也只从正面看；而本文作者偏偏转到镜子背后，要从看似没有东西的地方看，结果真的给他看出来了──只是这已不是《伊索寓言》本来要说的意思，而是作者自己的看法，是对《伊索寓言》的别解，或是对它的延伸，或是对它的深化。共同点是它们都来自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体察。
作者为文洒脱、幽默，大量使用反讽手法，给我们理解课文带来了难度。我们要善于辨别分析，从而获得对课文的正确理解。除去谈九则寓言的主干部分，课文的开头和结尾含蕴的意思更难以琢磨，却又直接关系着我们对课文中心意思的把握，这里提出几处较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
（一）在开头部分，作者说，从整个历史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是幼稚的，经过几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我们年龄长，阅历深，我们相信现代的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古代进步。这里将古代比作人类的小孩子时期，打破人们惯常的心理习惯，新颖而看似不无道理。不过，我们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作者的“突发奇想”而已，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确实呈现出线性的、累积式的发展，而在文学艺术、文化思想方面呢？就很难说了。世界上不少民族在文明的早期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令后世难以企及。这样，把古代比作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就说不上是很严谨的、科学的说法了。而据此推论出来的“《伊索寓言》是一本古代的书，因而有好多浅薄的见解”也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谐谑了，目的是为了顺理成章地生发出下文。
（二）结尾说：“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对于这一段话，我们也只能把它理解为作者批评、嘲讽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伊索寓言》早已成为世界名著，它可以作为儿童读物，而有了丰富人生阅历的成人同样也可以成为兴致盎然的读者，因为虽然每则寓言讲的故事很简单，并一般都在结尾点明了寓意，但它的颇具典型性的故事，有着不可限定的丰富的意义指向。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作者从《伊索寓言》中读出如许新意，其实也正是源于它的这个特色。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文章的表面，把作者说的《伊索寓言》见解“幼稚”“浅薄”当真。作者对现代社会有一些不满是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作者认为产生《伊索寓言》的时代社会原则是公平清楚的，人心是纯朴幼稚的，而现代社会就完全是人心叵测、是非混淆颠倒的。事实上，作者由九则寓言引申出的联想，有些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的嘲讽，不分古今。
应该说，《伊索寓言》是触发作者产生诸多思考与体验的由头，是作者借以“浇自己之块垒”的酒杯。作者既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生活中的智者，对于人世生活中的种种花招、心机、伎俩，他都能洞察幽微，明白里面的深细曲折，在笔下再现出来时，也往往是三笔两笔，就能撮其要，现其形。我们欣赏的是作者对世相的深刻体察、或幽默或辛辣的嘲讽以及看问题时角度的别致。另外，这篇课文的意义还在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观察思考社会的“别一只眼”。透过这只眼，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出其卑劣、怪诞、可笑之处；同时，作者对世相人心的体察相当深透，讽刺面很广，笔端所到之处往往不留情面，我们在读到某段话时，没准也会觉得被刺痛一下，从而使我们警醒。但如果我们全从这个角度去看社会，看人事，则肯定要失之偏颇，这“别一只眼”的意义也就被扭曲了。
二、分析疑难语句
1．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
讽刺那些善于用投机方式使用自己的某些资本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半瓶子醋，只能在别人不清楚他的根底的环境里蒙混，看似比别人高明，其实正反映了内心的虚弱：知道自己技止于此罢了。
2．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对镜自照。
指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听不得别人的批评，不能知错改错。这号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批评他一下，他反而胡闹，反咬你一口。
3．下去以后，决不说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说有意去做下层的调查和工作……就是下去以后，眼睛还是向上看的。
这段话很明显是在讽刺当时的上层政治。蒋介石及别的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在内外交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时，常常会抛出“主动下野”这种伎俩，或者是以退为进，或者是避过风头，旁观其变。“下去”，指的是下野或下台，“上”“下”指的是地位、官职的升降。“眼睛还是向上看的”，就是不甘心真的下野或下台，还是一心向上爬。
4．这个遮羞的方法至少人类是常用的。
指的是自己被戳到了痛处，就恼羞成怒，撕破脸皮，挖空心思地揭别人的短。
5．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有钱人往往吝啬，一毛不拔。
6．诉苦经可以免得旁人来分甜头。
一个人得了点好处，总容易引来别人的嫉妒，想要分点甜头。要避免这一点，办法是诉苦经，好让别人心理平衡。
7．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围城》中写道：“医生除了职业化的杀人，还干什么？”“……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这里说“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可能是从医生并不能包治百病、有时候也会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眼看着病人死去的角度来说的。
8．……而我是相信进步的人──虽然并不像寓言里所说的苍蝇，坐在车轮的轴心上，嗡嗡地叫道：“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
这是顺便讽刺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狂人，这种人像那只苍蝇一样可笑，实际上对历史的进步丝毫没有推动作用，却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三、领会幽默风趣
作者善于联想，巧于打比方，在行文的无关紧要处时常蹦出妙语，这些妙语有的甚至是“废话”，可是有了它们，文章就显得活泼且有趣味得多。比如写年近三十的女人对十八九岁女孩子和二十三四岁女孩子不同的态度这一段，是举例证明前面所说的话的，其实作者的意思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一段也并没有表达新的意思，但它使文章更形象化，读起来颇有趣味。
●解题指导
一、此题意在让学生注意作者的活泼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便于学生把握作者借九则寓言表达的观点。
第一种情况：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天文家的故事；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驴子和狼的故事。
第二种情况：乌鸦的故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第三种情况：蝙蝠的故事；牛跟蛙的故事。
二、此题意在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一些疑难语句的含义。
参考答案见“课文鉴赏说明”。
三、此题意在让学生领略作者的行文风格，注意课文中哪些话是话里有话，哪些话是反语。前三段里“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的说法、“《伊索寓言》可以给我们三重安慰”的说法都有很浓的反讽意味。结尾部分说小孩子不应该读寓言，这是话里有话，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因为现实社会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心叵测。
四、此题意在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发表自己看法的能力。
●教学建议
一、教师要对作者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的盛誉有大致的了解，向学生作一些介绍，这样会比较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对钱钟书的为人为文风格也要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这样，教师自己才可能比较深透地理解这篇课文而又不致偏颇。
二、教学这篇课文的重要方法是启发学生联系社会生活实际。
三、九则寓言故事，作者复述详尽，原文大体如此，且重点不在故事本身而在由此生发的联想，因此不必费神翻检故事的原文。
四、举一反三，培养学生解决疑难的能力。课文中列举的故事有九则之多，引述和议论都很俏皮隐晦，但是突破一点，心领神会，其余也不难以此类推。这样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有关资料
一、作者介绍（敏泽）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
钱钟书是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又广泛接受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的杨绛结婚。同年取得了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归国。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等。1953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钟书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谈艺录》（1948）在沟通中西、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包含着对中西诗论中貌异实同的诗心的精微辨析、比较和阐发。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而且提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以中国古文论而言，有关佛学对中国诗文论的广泛影响的研究，《谈艺录》可以说是首创。以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有较大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许克洛夫斯基，以及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特、法国诗人瓦勒利等的理论，在《谈艺录》中，也是首次被运用于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批评，也是该书最早提出的。《谈艺录》出版后，作者颇感有“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谈艺录》引言）之处。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除对原书稍作删润作为上编外，又将近年补订的与原书规模相当的部分作为下编。后者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所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包括诗禅说、结构主义、拆散或译解体结构主义，以至接受美学等等）也有进一步的、丰富而精审的联类、辨析和比较。他的另一部学术著作《管锥编》（1979），富有辨伪和辩证精神，对《诗经》《易经》《老子》《左传》《史记》《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不仅突破了许多人文学科的领域，不株守陈见地作了许多新的考释，而且披沙拣金、钩玄提要、刊谬钩沉、辨析毫芒、熔古铸今，做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赓扬；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这是他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宋诗选注》（1958）提出了新的选诗原则，在注释上既保持了传统选本的一些基本特色，又突破了传统选本止于注解、疏证的局限，对诗歌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贯通中西，做了精见迭出的阐发，对随后的选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钟书的学术著作除上述几种外，尚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3年《北京图书馆刊》英文版）、《旧文四篇》（1979）、《也是集》（1984）等。他的许多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钱钟书同时还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等。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特别是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更能够显示他的独特的风格，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围城》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二、《写在人生边上》初版序（钱钟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选自《写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三、钱钟书先生《读〈伊索寓言〉》（臧克和）
文章选自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这个散文集最早由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内容除了这篇《读〈伊索寓言〉》外，另收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计十篇。
作者为这个集子写于30年代（1939年2月18日）的序，多少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钱先生本人读书写作上的爱好及特点：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
《写在人生边上》在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纳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主要编委柯灵作为作者的老朋友，所作的有关评论，可以帮助读者把握钱先生散文的独到风格与魅力：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阴。（《读书》1983年第1期）
的确，与现当代的其他散文作家相比较，《写在人生边上》别具妙趣横生、启人心智的特色，或者可以说，读者欣赏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作品，更多的不是在于情感上的愉悦，而是在于智性上的满足。这一特色的形成，和作者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联：“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古今，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戛戛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同上）
《读〈伊索寓言〉》借《伊索寓言》里的九个寓言故事联类引申，洞烛世相，化陈腐而为神奇，开生面而破余地。我们固然可以说此篇诚“翻案”文字之妙选，但这还只算是极粗浅的概括。正是钱先生首次标举“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拈出这个命题的意义，又不限于修辞学上面的，而是具有认识论价值的。事物虽一，其用万殊。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卷一）《读〈伊索寓言〉》可以说是这一认识方法的早期实践。
作者又总是以文为趣，在章法结构上似乎也采取所谓“眉批”式的“不经意”的做法，由此而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认为，前面的两段感想与中间对九个寓言故事的“翻案”部分之间似乎捏不到一块。其实，《伊索寓言》作为“一本小孩子读物”，原本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性作品；《读〈伊索寓言〉》前面的两段感想正是缘于“年轻人”的，而这些感想又是“偶尔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再联系到收束部分关于“小孩子读寓言”的议论，还是能够发现作者结构经营上的收放自如、开合有度、举重若轻。在发表感想议论的方式上，也无一不是体现着“两柄”兼到、出语尽双、善下转语的特点，这才是该文根本的文脉联络。
中间部分为对九个寓言故事所作的“眉批”式“翻案”。这一散文结构章法，大概最相宜于以上所述的作者的写作主张和风格特色了。具体说来，作者对这九个寓言故事作的“翻案”文字，又有“反对”、有“引申”。“反对”体现“两柄”观，就是说寓言故事本身里面包蕴了一“柄”，作者拉来与之相反相违的另一“柄”作对照看。“引申”体现“多边”观，就是将寓言故事本身里包蕴的一边，或“应用到旁的方面”，或续“上下文”，不待说，这里的“引申”，既有方位上的挪移，又有程度上的深化。属前者“反对”的有“蝙蝠的故事”“牛跟蛙的故事”“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驴子跟狼的故事”等；属后一类“引申”的有“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天文家的故事”“乌鸦的故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等。
上面已经谈到《读〈伊索寓言〉》在议论语言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结起来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由此而使思维启神益智，语言妙趣横生。本文的议论语言读起来庄谐杂出，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或形同悖论，或正经话作荒唐语，充满了佯谬，又充满了理趣；好似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且统一于一体。“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而智慧就在于从矛盾中（“不谐”）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内在统一（“谐”）。我们习惯上判然划分的“正话”与“反语”之类，拿到这里来套用已嫌笨拙。“谐”出于不“一”，滑稽异同，非心智高卓者莫办。美国精神心理学家A．卢森堡总结出一种他称之为“两面神思维”的所谓高级思维结构，即“同时积极地构想出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者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制定了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而这样的表述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王依民《读〈写在人生边上〉》，《读书》1986年第3期）。
也许可以顺便提到，这篇早期的散文作品，对作者后来的创作、研究都产生过一些影响，这从该篇所谈论的寓言故事融化到作者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的事实即可看得出。例如“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又见于《围城》第五章。“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又见于《围城·重印前记》：“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又见于该书第八章。“牛跟蛙的故事”，又见于《宋诗选注》批评严羽：“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也许是得意的话再讲一遍？而都不外是取象不二、寓旨多边的实践。如此等等，又都表明着作者并非一味以文为戏，而是识义卓绝的烛照幽微。
（选自《语文学习》1996年第7期）
四、学者骂人尽谐谑──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命意探讨（刘真福）
这是一篇厚重而奇妙的文章。
说它厚重，首先是所涉面广，有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微观剖析（首段），有对人类历史的宏观瞭望（第二段），有对《伊索寓言》思想内容的发挥借用（文章主体），有对现实社会的嘲讽、批判（末段），这些丰广的意蕴看似信手拈来、随意合成，其实非博学多识难以为之；其次是思想敏锐深刻，有对人情世故的洞明与练达，有对事理的直视穿透力，有对歪理邪道的反拨力，例如三言两语道出了“信而好古”的新历史观，轻巧地从流传千古的寓言中挑出“谬误”；又如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人群扪毛辨骨，看穿本相。这种丰广而深刻的见识竟然来自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学者!
说它奇妙，就文章本身而言，思路奇崛，生面别开，借古寓言传新意，化腐朽为神奇；就阅读效果而言，有多重意味，似是而非，亦庄亦谐，藏头护尾，把捉不定。
但是，一句“厚重而奇妙”还不足以准确传达文章的精髓。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什么，换言之本文主题是什么？仍是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奇文共欣赏，人人说心得。头脑简单的人思直思无碍，顺着作者说的“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可以证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的”所提示的方向去思考，认为本文意在批评《伊索寓言》，如此一来文章变浅变白了；谨言慎思的人让文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给绕住了，陷于深思冥想的泥淖中，认为文章的意义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充满理趣，使人启神益智，如此一来文章变深变玄乎了。按照前者的逻辑，作者是以社会批判家姿态出现，但矛头指向遥远的外国古代寓言，犹如堂吉诃德与大风车作战，所作所为实在让人费解；按照后者的逻辑，作者是以滑稽的面目出现，纯以文字游戏宣示受众，犹如小孩子向众多成人出智力测验题，所作所为同样让人费解。
如此这些，我说都没读懂这篇文章。
那么，写作初衷、真正命意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以批评《伊索寓言》为借口或依托，批判黑暗、荒诞、不公正、无理性的现实社会，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丑百怪画像。批评《伊索寓言》只是幌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伊索与作者有何关系？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开启过无数代儿童智慧和心灵的《伊索寓言》竟至于激起作者“无情嘲讽”的愤情？如果不是着眼于批判现实社会，写这种颇有锋芒的文章干什么？再说，文章主体的九个原故事与作者所发议论跳跃非常大，在逻辑上、学理上并无严格对应关系，似连非连，所勾连者仅是一种机趣，一种依托。所以真实命意还在于表达对现实的感受。循此思路，复察文章各关节，好比驱云散雾，意义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下面分别提炼九个故事的本身寓意和作者新赋予的意义（见附表），每一个故事都生发新的寓意，每生发一新寓意都是讥刺某种一社会丑类。所讥刺者，盖有文人、武夫、政客、小市民、医生等，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獐头鼠目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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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名称 |
故事寓意 |
讽刺现实中人 |
| 蝙蝠的故事 |
刺善变者 |
随机应变，处处“与众不同” |
| 蚂蚁和促织的故事 |
享乐者挨饿活该 |
在死人身上当“寄生虫” |
| 狗和它的影子的故事 |
戒贪得 |
不自知者不要对镜自照 |
| 天文家的故事 |
眼睛总朝上必摔跤 |
地位沦落仍想“上进” |
| 乌鸦的故事 |
伪装者终现本相 |
大家都伪装，你我都一样 |
| 牛跟蛙的故事 |
戒狂妄自大 |
有缺点也自视为优点 |
| 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 |
戒之在贪 |
富人往往吝啬 |
|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
得不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
诉苦经可免旁人分甜头 |
| 驴子跟狼的故事 |
错行仁义反受其害 |
行医者时或草菅人命 |
如果列表分述仍嫌约略而空泛，我们不妨专门解剖“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稍作详细的说明：
一到冬天，蚂蚁出晒米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读这段文字有两点提请注意：一、推测作者的用意。一半以上文字不是述古而是论今，好像并不想推敲故事的寓意之确当、深浅与否，寓意与故事之间关联恰当与否，而是用心于新寓意的导引、产生，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现象，对比大作家的生前死后，一大批文人始而冷落他，继而拥聚、寄生于他身上，前倨后恭，厚颜无耻，其中隐藏着作者的愤然之情。二、推究文章的逻辑。作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讥刺促织转而变为讥刺蚂蚁，由讥刺昆虫转而变为讥刺现实中人，就是说原故事与新寓意之间“落差”甚大，跳了好几跳，只剩下一些“皮毛”上的关联了，在学理、文理上不很贯通，但作者不加理会，或许是有意为之，此其人乃学问大家，何至于做文章连逻辑条理都出现如此窘迫、疏漏呢？或许是想着借古代寓言发讥时之论罢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钱氏之文是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然而这种推断、解析主要是在“文本”的层面上进行，寻求的是文章“本有之义”；即使说“推测作者的用意”，也是以“文本”为基础，还缺少某种有深度的、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探讨，即通过“知人论世”揣摩作者的当初命意。
本文收于钱钟书的第一个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集子于1941年出版。正是现代散文的转型期，抗日战火正为炽烈，散文创作更多地关心社会大众生活，抒情小品告退而严肃杂文方滋，大多数散文作家都涉猎杂文，出现一批“骁勇善战”的进步派杂文作家，如聂绀弩、秦似、夏衍、唐弢、巴人等。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极其彻底，冷嘲热讽，含沙射影，锋芒或直或隐地向着专制制度和专制下的国民劣根性，这种文风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稀有、陌生和珍贵，但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钱钟书于1935年出国留学，1938年回国，回国时还不足三十岁。文坛上散文流派格局已经形成。其生年也晚，其归来也晚，不介入这派那派，当然他也不以散文创作名世，仅凭一《写在人生边上》小册子并不能加入“著名散文大家”行列。不过他的散文也自有特点，即以学理、见识、机趣见长，独标一格。受时代潮流影响，也有不少锋芒闪现，汪洋恣肆，议论纵横，在豪气、儒雅气、谐谑气中，隐然有些火气、锐气、不平之气，以至于有人说他骂人太“尖刻”。当然还不至于太“尖刻”。钱氏散文的批判精神不能与鲁迅杂文和聂绀弩等的杂文相提并论，即没那种彻底性、直接性和不可向迩的威力，他是从个人主义文化人士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观察社会，发表言论的，所揭批者以文化界人事居多。《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集不乏此类篇页，除《读〈伊索寓言〉》外，还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谈教训》《论文人》等，而以《读〈伊索寓言〉》批判面最为广泛。若以《读〈伊索寓言〉》等作品来看钱氏散文的创作倾向，是介于进步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既有一部分进步派文体的内在蕴涵（关注社会人生问题），又有不少自由派的外在风格（知识化、趣味化）；将进步派的尖刻和自由派的机智幽默调而合之、杂而糅之。如果脱去自由派的外衣，便直露出进步派锋芒，那将不是钱钟书本人；如果抽掉进步派的筋骨，完全透出自由派的立场，那也不是钱钟书本人。
且看《写在人生边上》的旧序，透露出作家的这种姿态与神情：“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从“业余消遣者”“随便和从容”“不慌不忙”等字眼可见作者悠游、闲散的心态和人生取向。又说：“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自己承认“说话过火”，可见文章中有不少刺人的锋芒。
明乎此，可知《读〈伊索寓言〉》既骂人，骂得“恶狠狠”，又回避“骂人”的恶名，骂得婉转、巧妙，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寻坠绪于茫茫”。
（选自《名作欣赏》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