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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育界中许多人的眼中，一提起韩军，大家就会想起“新语文教育”，想起“人文精神”，想起“反对伪圣化”。他所代表的“新语文教育”，已经列入“现当代中国著名教学流派”，最近一本《韩军和新语文教育》，已经出版。
由此人们认为，韩军是绝对是一个“新派”，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一个“激进”的人，一个喜欢“创新”的人。譬如，他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系统阐述“新语文教育”，早在11年前就大力提倡“人文精神”,等等。而如今“新语文”“人文精神”人人耳熟能详。
其实，这是对韩军的一个大误解。
假如，你听韩军一次课，或跟韩军深谈一次，或把他的语文教育文章静静浏览一遍，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实韩军骨子里倒是一个“喜旧厌新”的人，是一个趋于保守的人。这既表现在他的对语文教育的观点上，也表现在他的处事为人的风格上。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韩军称自己为“夫子”；而在另一次会议上，韩军又说自己快要“老朽”了。
问：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夫子”“老朽”？
答：我说的是自我的真心感受，是切身体验。
我说自己是“夫子”也好，“老朽”也罢，无非有两点含义，首先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快速，让我眼花缭乱，我都“老朽”了。
具体说来，在当今人人大力倡导创新的形势下，我却“顽固”认为，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根本和迫切的问题，不是所谓“创新”，而恰恰是应当回归传统，守住传统，整理传统。语文教育界，须慎言“创新”。“创新”必须是在尊重、整理“老祖宗”成果的基础上的“整合”，想“另起炉灶”是“虚妄”。
当然，这绝不是不要创新，是我们语文教育界中的所谓“现代人”，首先应当知道母语语文教育的来历，应当虚怀若谷，战战兢兢，应当目中有人――古人。在创新之前，我们必须清醒，所谓作为母语的语文教育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它本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从我们的老爷爷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我以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已经解决了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60%以上的问题，而五四后期尤其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所肇始的“中国现代、当代语文教育”，没有解决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10%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说起我的这个观点，钱梦龙先生甚至说我，对现当代高估了，而对传统语文教育低估了。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想要把这60%全部推倒、全部否定，想“另起炉灶”，结果呢？这个“另起”的“炉灶”，却绝对比不过那“旧式”的“炉灶”好用。
其实，我对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期肇始的所谓“现代、当代中国文教育”一直保持一种警惕，一种警觉。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我的文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其实一直反省着、反思着“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
问：那么，如何理解你自己提出的所谓“新语文教育”呢？
答：其实，大家看看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2000年17期《语文教学通讯》），会发现，我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新”有“特指”，我的“新”比大家的都要“陈旧”！
它指的八九十年前的那个“新”――既“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新”，也就是说，我的“新”比大家的中现在遵奉的要“陈旧”八九十年。五四新文化精神，就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为什么提“五四新文化精神”？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就是“真实、自由、个性”，而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开始的“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却一步一步把五四倡导的“真实、自由、个性”丢失殆尽了，譬如，三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语文教育中（教材上课堂上）虚假多了，禁锢多了，共性多了。课本中多假话，作文中假话；课堂上多模式化，多禁锢，老师失去个性，学生也失去个性。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上世纪末，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的一个基本背景。正因为如此，我才写文章《“新语文教育”论纲》，呼吁当下的（或者21世纪的）语文教育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让“真实、自由、个性”充满课本、充满课堂、充满师生的话语。
问：也就是说，你所提的“新语文教育”的精神实质，就是“真实、自由、个性”！你要语文教育回归五四的“真实、自由、个性”精神。
答：就是。
问：那么，你要回归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什么东西呢？
答：传统语文教育的在其“精神实质”上并不可取，它在精神实质上的虚假伪善、模式化、禁锢个性、压抑精神自由特点，或许比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更加变本加厉。我们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不是它的“精神实质”，而是它的“原则方法”。
前面第一个问题当中，我已经说了，“新语文教育”要回归的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原则方法。
问：能谈具体些吗？
答：具体来说，是三个原则，“举三反一”原则，“着力于言语”原则，“吟诵与讨究结合”原则。
第一、“举三反一”原则，是在强调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重视积累”的传统。语文教育的必须强调积累，言语能力形成是，积累“三”（“多”的意思），才能在学生自身言语能力与素养上反刍“一”，才能形成“一”，我把它叫做“举三反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传统语文教育就是重视“积累”；而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却不提倡积累，而只提倡分析，却试图析透“一”，即“讲深讲透”极少量的几篇课文，一学期最多30篇，一学年最多60篇，三年最多180篇，试图让学生在言语素养与能力上反刍“三”，试图“以少胜多”，我把现当代语文教育的这个大思路，叫做“举一反三”，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不是不要“举一反三”，而是用“举三反一”去补正“举一反三”。“举三反一”为主，“举一反三”为辅。著名文章学家曾祥芹说，“举三反一”思想是对“举一反三”思想的发展。
第二、“着力于言语”的原则，是在强调回归传统文教育的“在言语上下苦功”的传统。语文教育毕竟是“言语”教育，紧紧扭住“言语”这个“抓手”，进行“讨究”“鉴赏”“体悟”，这是语文教育的生命所在，语文教育不能架空文本，脱离文本，上语文课，必须“贴紧文本的地面行走、在言语的丛林和字里行间穿行”。听过太多的语文课，大多毛病就出在严重脱离“言语”，脱离“文本”上，在“文本”外“玩花哨”“兜圈子”，这个现象在诸多公开教学中严重存在。
第三、“吟诵与讨究结合”原则，是在强调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在诵读中求体悟”的传统。“吟诵与讨究结合”来自尊敬的叶圣陶先生，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过：“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 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 。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四十年代开始的以后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一直忽视吟诵，而在“单纯分析”上执迷不悟，愈演愈烈。我一直强调语文教育其实十分简单，十分素朴，无非就是“吟诵吟诵，再讨究讨究；讨究讨究，再吟诵吟诵”，如此必有大效。
问：能用一两句话简练概括你的“新语文教育”吗？
答：“真实、自由、个性”精神实质＋“举三反一、言语核心、吟诵与讨究”原则方法。
问：可否这样理解你的“新语文教育”，是“两个回归”即回归“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化“真实、自由、个性”的传统，一个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的“举三反一”“着力言语”“吟诵与讨究结合”的传统。
答：这正是“新语文教育”的本意！“新语文教育”要回归两个传统，不是“复古”，而是对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反思、反省后的“否定之否定”。正如唐代的“古文运动”不是回到先秦、两汉，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是一样的。
问：你还经常提到“新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就是道”。而过去人们常说“文以载道”或者“文道结合”。如何理解“新语文教育”的“文就是道”？
答：我在1993年的《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中就已经鲜明提出“文就是道”的观点。我坚决不赞成脱离言语文本的所谓“道”的教育和“道”的阐发。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本质，文字本身不就是道吗？言语本身不就是道吗？中国是象形字，本文是拼音文字，不就是源于东西方的“道”之不同吗？“道”，不可能脱离文本、脱离言语而纯粹存在，而诗经的拙朴自在，离骚的绚烂诡谲，史记的开阖跌宕，唐诗的雍容华贵，宋词的典丽雅致，红楼的奇幻丰美，等等，本身不就是“道”吗？《背影》的文字正是如此素淡静默，才那般地感人至深，《孔乙已》正是如此地摹刻世态人心，才那般地令人惊心动魄，……这些，难道不都是“道”吗？
让学生欣赏汉文如此这般，种种的“文字风流”，难道本身不就是道的教育吗？
问：提“新语文教育”提“文就是道”，比提“文以载道”“文道结合”更加深刻，更加给广大语文教师以启迪。
答：是的，“文就是道”的语文教育思想，是“文以载道”“文道结合”语文教育思想的深化与发展，提“文就是道”，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语文教师脱离文本、脱离语言文字的“文”“道”两张皮的教学倾向。
问：能对当今语文教坛进几句良言吗？
答：不敢！冒昧说句不成熟的看法吧：
一句，语文教育不要“花”太多，而应竭力追求“本真”与“素朴”；做人同样，做人与做学问，都要返朴归真，这是真境界，也是大境界。
二句，语文教育要守住传统，珍爱传统，发展传统。
三句，语文教育界，要有胸襟与器量，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听得逆耳忠言。
“百花落尽是清癯，唯留素朴显本真”，这是我胡诌的两句打油诗。
这，是否应语文教育的真谛，也是为人的真谛？
采访结束，我对韩军自谓的“老朽”“夫子”形象有了新的认识。无怪乎，钱梦龙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评说韩军，“我原以为韩军是个新派，没想到，韩军如此尊重传统。”洪镇涛先生也说：“韩军，这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新派。”是的，“新语文教育”不正是韩军倡导的“素朴”与“本真”的语文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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