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毛泽东语录时对引语出处、版权所有者的交待、说明、提示。这既是文革时说话、作文的通行格式（略带炫耀色彩的时尚），也是对引用者立论根据、权威性的强调，一种加强说话、作文气势的修辞手法，常常就省略、代替了论证过程。挟持领袖权威，把引语直接当作结论本身。
由于天天读的演练，当时毛泽东语录引用率之高，达到了离开毛泽东语录就不能作文、顺畅发言的程度。不但报刊、书籍的报眼、扉页要引用大量毛泽东语录，独立文章的正文前已有毛泽东语录，文中还要引用，乃至多次引用。这种引用起初是抑制、后来竟完全代替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独立思考。能熟记、活用毛泽东语录的人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威。不但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政论、哲学、军事著作被广泛引征，用作理论阐述的根据、种种实际应用的凭借，连未公开出版的早期著作和谈话、诗词，甚至很冷僻的话，都被频频应用于各式场合（官民朝野）。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于是就有一类语言变体现象在民间交际中出现──不是毛泽东原话，也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毛主席说”。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四种：（1）僻典急用。毛泽东一时一地对人的具体评价，由于不具有普遍性而未收入毛泽东语录的，被用作撒手锏抵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批斗的著名的政治笑话之一）、“朱德是红司令”、“王恩茂打不倒”。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的政治权力性质。（2）基本合理的。有的虽非毛泽东原话，却是意思约略相近；有的毛泽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逻辑上能推出，可以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范畴之内。如，农民在生产队评议返销粮的分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人会祭出撒手锏：“毛主席说，不准饿死一个人。”客观上拓展了毛泽东话语的阈值和应对现实的张力。（3）借用，或称滥用。把普通常识、生活习惯及内容上不会引起异议的类似于公理的话都归到毛泽东名下。如,“惊蛰过了是春分”，“盐蛋皮蛋，下酒下饭”。虽然也越出了常轨，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客观上把毛泽东话语世俗化了。（4）伪造，用旧语言说，称为“矫诏”。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借助毛泽东的威望，生造一段毛泽东的话，假传圣旨。如，知青为了不吃粗粮，对生产队会计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不喜欢吃粗粮，就算了。”为了给偷懒、邋遢合理化找借口的：“毛主席说，真正的牛仔是从来不洗衣服的。”（5）游戏的。如划拳时的口令：“毛主席说，酒是一包药。”利用音韵相协的粘连（在四川话里说“shuo”和药“yo”押韵），突显语言错位的无逻辑，造成戏谑效果。这种口令在许多民间酒宴上可以听得到；虽然未必有意，但语涉嬉戏、轻薄，实足的流氓口吻，全然没有一点起码的敬畏。第五种方式的出现可能要晚到1980年代中后期，却是前四种用法的恶性延伸。“毛主席说俺傻”文坊（2000年代语料，是某网站给自己的定名），则把第五种类型进一步做了曲折复杂的变形、延伸，成为一种亲昵体贴的调侃。
作为语言变体的“毛主席说”，初期是因为有意无意的模糊，或借助毛泽东话语权威的实用主义外推（方便、偷懒、安全），后期逐渐带有语言游戏成分。究其实，是对个人崇拜盛行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毛主席说”的反弹、异化，民间语言自然演变中孵化出来的反叛因子。是由正剧而喜剧、由喜剧而闹剧（解构的王朔型话语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