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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敬语。红卫兵的红司令，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特定称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左臂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当时即有“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从以上具有戏剧性的象征举动到公开宣言，都蕴有把毛/泽东倚为红卫兵最大靠山的政治暗示，成为红卫兵合法性的最有力的保证。在学校和其他一切阻止他们行动的党政领导者面前，便有了说“不”并自称是“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的充分理由。
其后前述口号被红卫兵反复书写（大标语）、呼喊。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章的新华社照片在报纸、画报等出版物不断传播，绘制的巨幅画像（宣传画、版画、油画）被不断展示，也强化了这样的感性认知。毛/泽东本人对这一称谓也甚感欣然。
从思想联系和政治现实两方面看，称毛/泽东为“红司令”都丝毫不勉强：一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的创立完全听从了他的号令，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在酝酿红卫兵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则红卫兵的思想武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都是从毛/泽东那里接受来的，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者形象也激励着红卫兵的想象，他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精神父亲；三则毛/泽东曾写信赞许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来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驱逐工作组，发动遍及全国的大串联……更是从公开表态到政策倾斜、情绪满足各方面，全方位支持了红卫兵。
事实上，红卫兵也成为毛/泽东推行自己文革战略，动员舆论和群众打倒党政一线运行体系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公开发言质疑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的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就采取了红卫兵的言语方式，强烈暗示出他本人就是一位中共中央的红卫兵。于是从后者视角看，他更是当仁不让的红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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