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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尤其是1969年以前的红卫兵绘画，表现主旋律和时代精神的政治要求，在绘画造型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它的隐性影响，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出现了形式语言的探索才真正结束。
“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强壮健康，红光满面；“光”是绘画技巧要求写实，逼真，光滑，工整；“亮”是画面必须明朗，充满阳光感，干净、漂亮、鲜艳，作品的倾向性鲜明，格调高昂，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和主题的战斗性。这一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描述乐观故事和美好生活，表现歌颂性时代主题、充当政治观念注脚的绘画路子，形成了固定的意识形态模式。文革绘画完全抹煞个人风格，完全割裂、屏弃了西洋、俄罗斯绘画（1950—1960年代的灰调子曾占据了中国学院绘画的主流）的艺术传统；甚至抹煞了绘画样式的规定性特征，无论油画、版画、国画、年画，均需遵循整齐划一的要求，其面貌也单调类同。
这种追求崇高豪迈、气势磅礴（实则矫揉造作、虚张声势）的视觉趣味、形式语言，表现为夸张的人物造型、舞台化的戏曲亮相组合，题材选择挖空心思地在政治上翻新并往社论语式上靠，主题先行的叙事型文学构图（强调戏剧性），刻意营造所谓宏大（骄矜、硬撑）的史诗氛围，色彩倾向取消典型环境的多样性都偏向火红、响亮一路，笔触运用细碎平滑。其缺乏变化的媚俗模式，与文革的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是一致的，同时它与建国以来农民画那种通俗朴素、光润、悦目的喜庆感、幸福感、阳光感、小康理想相贯通，即是政治显意识的刻意营造，又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董希文著名油画《开国大典》（1953）那勾线+立体造型的年画式的在政治化和大众化的夹缝中萌动的时代画风。
其代表作品有文革初期的《东方红》、《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可能创绘画命名长度之最）、《祖国山河一片红》（一些人成了流星一现的一夜天才），和中晚期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张绍武）、《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高虹、彭彬、何孔德）、《渔港新医》（陈衍宁）、《女委员》（汤小铭）、《你办事，我放心》（彭彬、靳尚谊）等（其中不少在艺术禀赋上颇有才气、日后另辟蹊径的画家也仍然被限制在当时狭小的语言样式里，显得呆板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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