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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
于是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改名风针对的首先是有鲜明个性特点、历史传统的名字，其背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意识形态命名运动。它裹挟着赫赫声势、僭妄的现实性和肤浅的满足感，强烈地暗寓着旧秩序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建立。“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乾坤”的口号此起彼伏。它刺激着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虚幻想象，成为推搡着他们不知不觉走上越轨之路的强大动力。也因为它投入小、产出大，类似《阿Q正传》里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去静修庵革“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又显眼，立竿见影、轰轰烈烈。
改名故事里不少悲喜剧：文革名人更名的有浩亮（原名钱浩梁，江青改）、殷诚忠（原名殷承宗）。还有个别人运气不好、改名“学彪”的，1971年林彪出事后那个悔呀（赶紧办手续再改，只要不被人抓小辫子就阿弥陀佛）！但也有名字改了，人们还是习惯用旧名字相称，弄得正式名字和口头称呼脱节。
作为官场时尚，后来包括江青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也纷纷附骥模仿毛泽东的举动，动辄就以替人更名来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博取公关效果。
（参考资料：秋文《何必改名》，《香港商报》2004年12月05日；蒙泰尼里神父“跟贴”，“猫眼看人” 200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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