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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浙江省余姚县人。当代散文家、学者。
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上海晋元中学，随即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1968年12月分配留校，到江苏省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
1963发表《中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68年起草《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杂志1968年第6、7期合刊上。1971年进入上海市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参与写作《鲁迅传》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半部（上册），是《鲁迅传》的主要执笔者。也有人说，他由胡锡涛推荐参加“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
1973年经朱永嘉调入康平路89号写作组本部，参与《朝霞》杂志编辑工作。与另一位写作组成员共同协助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收集资料。在这期间，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署名“秋雨”）、《胡适传（五四前后）》（半篇，《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署名“余秋雨”；指斥胡适‘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读鲁迅新发现的一篇佚文》（《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署名“余秋雨”）、《评胡适的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收入《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４月版，署名“余秋雨”），与人合作用“罗思鼎”笔名发表《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王知常定稿），用笔名“任犊”发表《走出“彼得堡”》（《朝霞》1975年第5期；《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署名“任犊”）。另有用“石一歌”名字发表的《鲁迅传》下册末章《鞠躬尽瘁》（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出版的《金钟长鸣》一书），还参与了《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的大改（此文为配合当时批林批孔需要提前刊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为小册子《鲁迅的故事》的主要执笔（署名“石一歌”）。
1975年得肝炎后，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写手之一，得到组织的多方关照，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样一般人住不进去的地方。经朱永嘉推荐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
文革后受到长时期审查，虽“是朱永嘉的得力帮手”，“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不是写作组决策人，且又揭发了别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大体上‘说清楚’了”，没有被定为“三种人”。其时他专心治学，历时10年，连续发表了专著《戏剧理论史稿》（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文化史述》（1985，湖南文艺出版社）、《艺术创造工程》（1987，上海文艺出版社）。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名世。
1999年至2000年间，围绕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展开了他是否应该“忏悔”的争论。有人(余杰)严厉批评他的回避、否认；有人也认为当年他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不能等同于打砸抢的造反派份子，强人忏悔有文革余风；温和的论者虽然认同第二种观点，却也指出余说“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是一种文过饰非, “ 缺乏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不能因为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丁东)。
2002年7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学者古远清“侵害名誉权”索赔16万元，次年8月达成法庭调解告终；被告就“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二处史料的时间差错）道歉，原告“放弃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诉讼费4710元，被告承担100元。2004年胡适远房侄孙胡子暄撰文在网上披露一件当年轶事：余的批胡适文章对其父（胡念柏）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以致不治。指出余《借我一生》书中记载“‘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太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
（参考资料：栾梅健《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信》，“关天茶舍”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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