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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自杀者的政治定性。亦称“自绝于党和人民”。1950年代，这是指责人脱离党和人民的名义，意为“自己割断、断绝与党和人民的联系”。大量使用于1957年反右时对右派的指责、呵斥（《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167条记载中见于1957年就有124条，占74.25%）。文革时升级为强加在自杀者头上的罪名，指“与党和人民对抗而自取灭亡”；不但没有正面价值，而是反社会的对抗行为、罪行。一种类似鞭尸的诛心之词。自杀未遂的人因为“仇视党和人民”，得不到医治。
文革自杀多见于初期（1966－1969）：1966年占自杀总数的29.03％，1967年占16.13％，1968年占32.26％，1969年占9.68％，1970年以后占13％。一般源于突然而至的社会混乱，价值秩序的幻灭、颠倒，自杀者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和能力，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无法忍受批斗等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暴力施虐，看不到出路。他们只能以放弃一己生命的代价，来表现伤心、绝望、无助的最后抗议，并维护自己仅存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化的清队运动中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暴风骤雨、乱揪乱斗的1966年。
自杀者中，官员约占17.24％、学者占31.03％、作家占27.59％、艺术家占17.24％，将军、运动员各占3.45％。自杀方式一般采用自缢（41.67％）、投水（包括跳河、投井、投池）25％、跳楼（16.67％）、服安眠药（12.5％）、嗅煤气（4.17％）。[注]
在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历史必然性永远指向进步，掌握着人民大众，人的生命只能属于国家和革命事业。即使是放弃生命权这种消极自由的个人行为，因为是游离于组织之外，打断了正在凯歌行进的大批判步伐，用胆大妄为的死亡玷污革命的名誉，阻碍了革命的部署，是对抗历史潮流和人民功业的反动行为，就是犯罪。所以要把这种个人行为纳入社会、政治的范围，在个我肉体生命结束以后，再次推上革命法庭进行审判。让后继者以为镜鉴：死不仅不能洗清罪名，它本身就是莫大的罪名，会牵连累及父母兄妹子女。
这种以历史和正义的名义鞭尸的残忍，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敌视自杀，对自杀者拖尸游行、肢解示众、不准葬入公用墓地、抄没财产的野蛮行径，毫无二致。它一方面制造了文革罹难者连求死也不得自由的浓重恐怖，一方面确实吓阻、制止了部分理性的预谋自杀者。
从查阅报章情况看，不见用“自绝于人民”指称自杀行为的用法。这并不意味此种用法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悖逆，毋庸说是碍于国际人道主义公例无从公开主张时，基层权力、奴性话语对官方文化的自觉修复、补充。
[注]这里关于自杀的统计根据童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因样本偏小，且名单具有明显的非随机性，其可信度尚待证实；但误差也许不会太大。
（参考资料：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吴伯箫《“同人刊物”》，《人民日报》195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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