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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原指“幼小的动物”（多用作骂人的话）。文革中用作对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派”……一切敌对阶级的人的蔑称。
在造反将起未起的初期（1966年夏），官方曾有不许狗崽子造反的规定，以抑制造反的势头（后来被当作“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进行批判）。在揭批走资派的浪潮中，革干出身的红五类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以此时是否属于被打倒、革命的对象划线。该词流行于文革前期，其实际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文革。此语大量用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未见于当时报刊；可见中央文革是不主张的，因为不符合打倒走资派的战略目标。但却可以从官方的阶级路线中类推、分泌出来。
既然父母是“狗”（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在血缘延续上就是“狗”的孩子（生物性），因此也继承了同样的阶级本性、思想感情，就成为了“狗”（政治性）。阶级路线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歧视，但赤裸裸到把人视为非人，确实是文革的伟大进步。
“狗崽子”们受到来自两个生活圈子的同龄社群的压力：学校和邻里。在学校，他们遭到和父母差不多的待遇，被歧视[注]，被批斗、毒打，关押进私设监狱，强迫做苦役，还让他们在父母挨斗时参加陪斗、对他们实行抄家；在邻里，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故辱骂，玩具被抢夺……普遍的敌意使他们丧失了少年儿童赖以成长的宽容环境，性格偏于内向，出现交往障碍，形成程度不同的心理畸型。他们中一部分处在黑七类边缘的人参加了稍晚的造反派红卫兵，主张攻击蜕化为特权阶层的官僚队伍（“新生资产阶级”），以激进的姿态更接近文革的本义，成为走资派的克星。对他们所受的屈辱给予报复。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招工、参军、升学等返城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婚恋时往往只能在身分相当的自己人圈子里选择，如果越出该圈子就会被视为“高攀”，甚至酿成悲剧。
红五类是阶级路线政策的受惠者。他们被当成“狗崽子”，只是受误伤时的落难。是自己偶然落进了父辈构制的陷井。
文革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政策渐次丧失合法性和效力，这些人或进入大学补课，或投亲靠友出国永别伤心地，或因家族渊源做起了生意，或占据社会上科研、管理的各个重要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有的凭借父辈重新获得的权力尽情享受生活、钻营官场，发财显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再年轻的他们，竟戏剧性地成了被时髦女性追逐的“香饽饽”。
[注] 如，开斗争会的时候，“红卫兵”坐在椅子上，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同学们唱《我是贫农好后代》，狗崽子不许唱；在食堂红五类先打饭，狗崽子最后打。
（参考资料：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钟瑜《狗崽子札记》，“铁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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