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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 秦城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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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cheler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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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1958年、1960年起用，直属中国公安部13局、专门关押高层囚犯的特殊监狱（1967—1972中的6年由北京市公安局管理）。是1983年监狱、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后公安部保留的少数几个关押特务、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的监狱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北燕山脚下，东邻秦城村和象房村，西邻麻峪村和坟地村，前邻京密引水渠，后邻燕山山脉凤凰岭下。占地面积368亩，总建筑面积57900平方米。是1950苏联援建的157个项目之一；由苏联专家设计。
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却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20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1967年为适应“文革”中日益增多的犯人关押需要，又仿照以前设计加盖了二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巳。仍然人满为患。新建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5—10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孔外，下方还有一四方形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铁丝、碎玻璃片、绳索、布条、易燃易爆物品——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在这里都没有。
监狱围墙高5米、架设电网，有三重大铁门。整个监狱院内被分为三个区域：即监狱区（其中分高级监狱区与低级监狱区）、管理工作区、监管人员及家属生活居住区。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按规定严格分开：办案人员（文革时称“专案组”）只处理案情。人员由中组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派人组成，后来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公安、检察、司法三家联合派人组成。监管人员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和被羁押者的名字。有名有姓的犯人，到了这里，都被用代号取代了。代号是一串数码组成的数码。数码分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中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顺序是该年度第一人。管理人员则只剩下职责分工的称呼，如“管理员”、“看守”、“监狱长”等等。
最先被用于关押国共内战时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随着逐批大赦，到1975年最后一批离开为止已不再有战犯留存。随后陆续关进了来自“革命阵营”内部、被视为有通敌、叛变或重大国际背景的异己分子，或某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如“胡风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彭真、刘仁叛徒集团”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内斗争的被整肃对象。其中党内职位最高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如王洪文、张春桥；行政职务最高者有政府副总理、部长、省长，如陆定一、彭真、薄一波等；军衔及军内职务最高的有大将、总参谋长，如罗瑞卿、黄永胜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那就是位卑权重的中共中央领袖“秘书族”，如陈伯达、师哲、李锐、戚本禹和鲍彤。从最低职位来说，至少也在处级以上。1980年代末头一次容纳了政治见解不同的普通学生和各式知识界文化界人物，2000年代前后也监禁有经济犯罪、受贿罪中的重刑犯。
按不同级别，犯人享有“单独囚禁”与“集体囚禁”两种待遇。伙食定量为32斤。每月的伙食费（按1990年代物价水平）高级囚犯每人在120元左右；低级囚犯每人仅在30元左右。一日三餐（星期天与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在低级监区，犯人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正餐内容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时兴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汤则是名副其实的“涮锅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与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疙瘩。在高级监区，则备有统一饭盒，不使用送饭窗口，而是开门配送。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李敦白语）。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监狱每天对犯人供开水三次，每次一杯。发放的大瓷缸就是给他们储水用的。一周或一月洗浴一次不等，每次半小时。不论男女，洗浴时不得闩门，由同性管理人员在门外监视。由于这里关押“犯人”的级别、特殊地位，按照对“知密犯”实行隔离管理的规定，对他们实行单独放风制度。
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视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划，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背对监室的门之类的规定。他们除写检查外，还须接受“外调”。战犯曾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犯人也安排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秆编织做帽圈的麦草辫。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荒诞的是，文革的整肃者和他们的猎物都关到了这里：黄克诚、万里、刘仁、林枫、王光美、周扬、袁庚、贾若瑜、王任重、穆欣（6831）、矫玉山、王广宇、吴法宪、邱会作、陈励耘、江青、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徐静贤、王秀珍；文强、张东荪（1973年死于狱中）、严佑民、叶浅予、黄苗子、夏衍、丁玲夫妇、陈里宁、姜椿芳、绿原、孙冶方、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陈真仁、孙维世（100号监室）、金敬迈、爱泼斯坦、陈学诗、刘景范、刘诗昆、李敦白、严慰冰（99号监室，6707）、严昭、严梅青、严平、张宗炳等。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打骂，坐“喷汽式飞机”。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年因毛泽东指示而基本制止。金敬迈撰有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获2004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记叙秦城监狱的囚禁生活。
（参考资料：《秦城监狱是个什么样子》，“BT俱乐部”B.K 2004-06-10；《揭秘尘封岁月档案——讲述秦城监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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