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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国家政策允许严重病残（患有高度近视眼、高血压、肝炎、胃穿孔等）、久治不愈、丧失劳动力的中学毕业生，经医院病检开具证明，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已经下乡但因病丧失劳动力的知青允许返城。为防止影响下乡知青的整体稳定，该政策被规定“不下文字，口头通知，内部掌握”（1970年4月11日河北省承德地区安置办《电话通知稿》）。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因严重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下乡青年，经与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 这一政策原则上限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负面影响。
小说家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就是陕北插队知青,因肢残病退返城。张曼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被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因严重关节炎从云南省中缅边境的盈江县一个傣族村寨病退回昆明。
病退范围的大小、宽严，各地掌握的具体尺度不一，但大致都包括了癫痫病、精神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猪囊虫、多次复发的慢性肝炎、肺结核、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肾炎等。总的趋势是，越往后期放得越宽。
1970年代初，对病退的控制比较严格，到1970年代中、后期控制趋于宽松，审批权限由市一级下放到区、县、团一级（北京市、浙江省、内蒙古兵团等）。不少知青（尤以支边的云南、内蒙古、北大荒的知青为最）不堪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参军、招工读书无望，通过为了办到病退返城，不惜托关系、送礼、走后门，甚至以戕害身体为代价作弊，但求通过病退体检。
比较典型的作弊方法有：香烟锡箔贴在背心上，或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X光机一照就是一个洞，成了“肺穿孔”（前者取巧后者自戕）。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量出来的血压准高（医院的对策是复查时要你睡一觉，躺着量）。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的大便常规，就起码是三个+的胃溃疡。或者借他人的病历、X光片，找有病者顶替检验。
在此情况下盖着行政机关和医院公章的病退证明信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种方法，被称之为返城的“黑道”。行贿的对象有社队、兵团、街道居委会干部和检验医生。贿赂品从初期的高级香烟、好酒，后来的高级缎面、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直到人民币现金。
因为其时的大趋势已经是解决知青返城问题，具体怎么走只是手段、形式，所以管理部门、办事机构也就整只眼闭只眼（能做不能说）。文革结束时，全国通过病退返城的知青，约达50.4万人，占下乡知青总数的4.2％。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P4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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