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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本义指部队、机关里担任杂务工作的辅助人员。“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公仆的一种比喻性别称，是中共意识形态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中知名度最高的篇章，影响到文革中官员称呼时尚的变化。
文革初期被用于红卫兵、造反组织负责人的通称，[注]比喻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由勤务员组成的领导集体被称作“勤务组”。革委会初期也被用于指称各级官员。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把勤务员作为各级官员划一的正式称呼，代替以前的科层制称谓（部、省、市、县、区；厅、局、处长），强化了反修防修、制止官僚主义是文革主题之一。显示其区别于文革前官僚体制的特征。取消职别后，区别的标识方法就是在“勤务员”前面冠以姓氏，成为“XXX勤务员”，简称“X勤务”。
根据“十六条”所倡导的巴黎公社组织原则，红卫兵、造反队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应该是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撤换的公仆。故有此称。选用这一称谓，有与文革前走资派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划清界限的意思。他们初期在打倒走资派的巨大难题压力下，内部权力关系处于经常变动的不稳定状态，公仆意识较明确，尚有民主协商和服务人群的观念；但随着在造反行动中使用权力，以夺权为中心，不同组织派别的争斗和大联合攫取权力日趋激烈的进程，出现了各种分化，运用权谋不择手段；他们中不少人也尝到权力的甜头，权力欲急剧膨胀，不少“公仆”变而为追求个人地位、福利的“主人”。
夺权后的组织形式处于摸索阶段时，曾出现各种试行称呼，“革命生产勤务组”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对勤务员一词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主义表示过异议。因此实际上“勤务员”称呼的流行时间并不长。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后，仍有主任、副主任等职别的设置、区别。
这或许意味着毛泽东虽然有对科层制抱有浪漫主义恶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取消军衔制的举措，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但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对它强化权力的实用功能还是认可的。又例如，他对“上海公社”将牵连国体改变的迅速制止，表明他对大局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强烈的现实感。
[注] 季羡林先生就曾是北大井冈山（聂元梓的反对派）九纵（东语系）勤务员，事见《牛棚杂忆》。
（参考资料：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夺权以后》，《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本报讯《革命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人民日报》1967年3月15日；段蟠池、王光启《狠斗“私”字，横扫派性》，《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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