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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 大老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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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cheler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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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简称“老粗”。原指文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含有轻微贬义，常被用在自谦的意义上。有一种自卑的畏怯感。是工农兵在文化类型上形象化的无意识定位。但在1949年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里，原有的语义色彩逐渐褪去。知识分子最初（1950年代）与小资产阶级挂上了钩，到文革时（1960年代）知识分子大走背字而沦为“臭老九”，该词倒变而为含自炫意味的褒词了。不仅没有人敢于用鄙夷的口吻拿该词贬斥谁，也不用藏着掖着似的说起便低眉顺眼很羞怯的样子，绝对可以狠拍一下胸膛以此自称的。例：“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党支部书记，过去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一没文化，二没能耐。”（《人民日报》1960.7.1.四版，转引自《汉语新词典》，闵家骥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因为当时文化、知识与封资修划了等号，拿文化当饭碗的“臭老九”，总和“白专道路”、“三名三高”这些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烂污货分不开。他们是人群里的少数派，他们的成份、出身多数不好（不属于工农兵即有贱民之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不卑不亢的脾性、打扮讲究的洁癖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讨嫌，仿佛做黑社会、偏行生意的白相人、倒霉蛋。人们亲身经历：文革就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大字报，高帽子，阴阳头……已永远地剥夺了“士”赖以千年相传的尊严。伟大领袖高屋建瓴、挥斥方遒的议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已锲入人们无意识的深处，化为全民共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世故人情的各方面。
那时的文化逻辑是，没有文化的人都是苦出身，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自己人，应该享受被剥夺的权利，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从英雄史观到奴隶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实际上，三结合的机构──革委会都给了大老粗一席之地，作为阶级路线、红色江山的象征，工农兵取代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主体；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昂然进驻科教文卫上层建筑，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猎户李勇奇（《智取威虎山》）、退休工人高师傅（《海港》）、忆苦的贫农大娘（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在黑暗中哀号绝望的佃农（泥塑《收租院》）……占据了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洗得发白的劳保服成了与军装等价的流行时装；连搞科研项目，也得象征性地安排一个、半个根红苗正大老粗，以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阶级路线没问题，工人工程师成了又红又专的代名词；与工农兵结姻被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男男女女视为洗去耻辱、脱胎换骨、争取较好生存空间的捷径，等等。
“我是一个大老粗”，“我们工人大老粗！”作为一种普遍的标榜，蔚然成风，自傲到了以工人、农民、纯种苦大仇深无产阶级自居的地步，似乎单单这样的身份就是真金白银、帝王时代的黄亲贵胄，有相当政治地位，说明社会风气从附庸风雅发展到了附庸粗鄙。
这里也许还有更加广泛的背景：中央的各级领导（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也主要是战争年代参军的农民、城市贫民和工人。[注]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兴趣爱好，随着成功地占据社会主流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趣味。1957年反右时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讳莫如深、神经过敏式的狂轰滥炸，大跃进那头脑发热的高指标、瞎指挥，即该趋势深刻影响当代史的典型例证。文革中大老粗的走红，只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带些黑色幽默的极端化、恶作剧。
[注]据称，共和国上将司令员许世友、韩先楚就是大老粗。
（参考资料：徐驿敏《听毛主席的话，走自力更生的路， “大老粗”制成了录音磁粉 》，《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傅盛宁《知礼方能自尊》，《深圳商报》2005年1月7日；陈东林《 冷眼看王朔》，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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