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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出处见明人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
喻指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正规法定规则以外的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这是因为在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下还有一种形式多样、渗透广泛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通过这种关系个人可以绕过正式的规章制度从各级干部那里得到包括升迁、住房和就业在内的各种好处。物资供应和机会的短缺以及干部手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又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维埃时代诗人）写过一篇《走后门》诗歌，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当代社会中现象简直毫无二致。说明两者结构上的同构性。
如果说文革前平稳有序的状况，高级官员行政级别标志的全方位享受等级完全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必违规，到文革该利益集团网络的崩溃，只能靠仍在高位的残存者奋起自救了。他们的子女大多进部队当兵，仅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200多个。一时间，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插队到条件好的农村要走后门，连看电影，开病假条，买自行车、肥肉、配给的日用品等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这样的风气已经弥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73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注]毛泽东为了安抚老干部、稳定政局，出面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并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文革后“批走后门”被列入“三箭齐发”之一，却成了批判四人帮乱政的罪状。可以反证文革初期被冲击、摧毁的利益集团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后官复原职的人们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走后门更加严重。1990年代以后，更是从在价格双轨制情况下批钢材、水泥指标，减、免税，贷款，到办个结婚证、准生证，子女上大中小学，求职就业，医院看病，装部电话，减刑取保，都有走后门的。已经成为一个“后门社会”。这种利益集团的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底层人群民怨沸腾的根源。
[注] 在此前后，王洪文《中共九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两报一刊1974年社论《元旦献词》：也指出：“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参考资料：菲柳《“走后门”的由来》，“华夏经纬网” 2003.8.21；单世联《关于杨菁的的今读》；寒山《极权主义下的新传统主义》，IKY考研博客-思想评论200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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