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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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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cheler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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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一指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一指人的举止神情。前者明确而易于判断，后者暧昧不明而难于捉摸。对人对事的看法在语气轻重、逻辑重音上的游移，在言行举止、神态眉宇间的表现，包括身体语言；是一定好恶爱憎等潜意识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态度的模糊性，使对它的描述、解读，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明晰的陈述、判断来表达。它虽然以理知认识为基础、根据，却又处于显意识的边缘，不完全受理智控制，在心理反应机制上与心境、情绪等因素相关，或多或少带有一定随机性。
这种人际互动时转瞬即逝、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捕捉的微妙感觉，在文革期间它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被认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势下，要求从日常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敌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患于未然；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有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上都要无条件接受对他们言行的规制、禁止，心悦诚服，不允许有丝毫不驯服的表示；在要求动机、道德绝对纯洁的“高标准”下，所有考虑个人情况、个人利益，哪怕有丝毫要求偏离统一时间表的私心杂念都会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不忠；在要求对中央精神、集体意志无条件服从的心理定势中，即使最轻微的抵触情绪或言行，都会被看作可能导致惩罚、灾难的政治行为。在缺乏法制文化，没有实证训练的认知传统里，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动被当成了一码事。
态度作为人的长期修养不经意的流露，确实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人的的本意。特别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掩藏起来时，对态度的追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
因为思想无法捕捉，态度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得到；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从抓态度入手，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彪1966年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讲话）凡事首先要求端正态度，端正认识，成为政治工作的日常课题。大量政治学习被用于此项内容的完成。因此把态度看得比行为、认识更重要：（对毛泽东著作）“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学不学是态度问题”。
把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为等同起来，以罚代法的习惯，和基层组织行政职能含有部分司法权利（单位有保卫干事，街道有治保委员）的现实，经常导致把态度当作惩罚对象，以态度论罪。态度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可以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其时所谓“整态度”、“打态度”等等，皆源于此。其实质，是对权力是否认同。尤其当权力的合法性处于不稳定的虚弱状态时，对人们的是否归顺会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执拗。[注]
“整态度”可以是文斗，在班组生活、组织生活或政治学习时完全善意的帮助，推心置腹的谈心，或严厉的批评（检讨能否通过时反复追究的所谓端不端正、诚不诚恳、深不深刻，其实就是态度问题）；“打态度”也可以升级为斗争，政治化为敌对性的批判，用打骂和体罚来进行武斗。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先天缺损的法制秩序更加让位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勿需任何制度化的程序认可。由捉摸不定的态度问题随时可以通向暴力。
在整肃学习班上为使受批判的对象交待问题，主办者最常用的一句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 ，鼓励“竹筒倒豆子”式坦白交待。于是有人为了求得“好态度”的认可，不惜编造事实，诬陷他人，获得“坦白从宽”的机会，他人却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严重的认罪态度甚至会影响到加重判案的定性和量刑，在文革中因“顽抗”判刑入狱的不在少数，而被判死刑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几乎都有“态度恶劣”的情节。
[注]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他在毛、刘、周、朱、陈、林、邓7人中排位第7。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不可能坐在毛泽东身边），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汇报工作。计较的这是个态度。
（参考资料：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故垒萧萧芦荻秋《圈地上海》； 9“猫眼看人” q194612 2005-7-19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8717；陈振家《邓小平的智源[6]》，《三晋都市报》2004年7月26日http://www.sxrb.com/mag2/20040730/ca70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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