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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这与中共为了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使中央的意志、政策，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层层贯彻下去有关。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这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不走样，在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的不同地区，要针对实际情况变通执行，试点抓典型，就是为了保证严格掌握一个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有全局性，与普遍性相适应表达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抽象；而中共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高，易于接受直观的样板，方便执行者参照实施，“依样葫芦画瓢”。
一般说来，“取经”多于“传经送宝”。原因在于，取经是一对多，传经送宝是一对一。对样板、典型而言，取经的效率要比传经送宝高。但传经送宝者只需安心传授经验，接受学习者的款待、欢呼，就不象接受取经那样，还得替上门取经者张罗吃、住等接待工作，赔本赚吆喝了（先进典型的已成规模的高额招待费也有财政拨款托底）。
在先进典型资源相对稀缺情况下，虽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受邀方（政治荣誉的享有者）有义务传授革命真经，受邀方应付、接待都应接不暇、左支右绌，能够答应邀请方上门是很给面子的（或者是双方有交情，或者是上级交办不得不应承，或者是得买居间的朋友的面子）——因为受邀方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不需要人抬轿子了。况且传经送宝是纯粹义务性质，分文不收讲课费。从习惯上说，比起传经送宝，坐等上门的主家面子更足、更大，机会成本也较小，所以传经送宝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纡尊俯就、无私奉献的意思。
后来这个具有工作方法的特殊涵义的术语，演变、泛化成了一般的客套话，用于主人（单位）接待客人时委婉地恭维对方。类似“蓬荜增辉”。说者和听者都心里有数，不一定真的就是传经送宝。
2000年代仍有人把它作为“传授经验”的代词，不过其固有的政治色彩已经稀薄到若有若无。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的出处，听着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本报通讯员《三次取经》，《人民日报》1972.01.05；龚修文《文革浩劫 指鹿为马》，“鹤岗视窗” http://www.hg0468.com/dajiawenjiH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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