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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大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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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cheler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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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就无条件落实照办，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没有例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能强调莫违农时，本地情况特殊论；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组织保证，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协调指挥，释疑解难，务求落实；三则是大张旗鼓，声势浩大，雷厉风行，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不讲情面，不留死角，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考核官员时，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虽然明知效果堪忧，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就聪明点，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不光有安排，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大办”的频率更高，[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更迅速、更坚决，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斩断罚决，雷厉风行。不容申诉，决不重审复议。连接受投诉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年该词出现的概率3.36%，是平均数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1966、67、68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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