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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课）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注]，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1969年到1972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并上纲到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变种、封资修世界观毒害的高度，给予训斥。但由于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志业选择。大学恢复招生（知青可以通过上大学回城），曾使得读书空气一度复苏。但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等运动，很快又搞得师生双方都人人自危。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种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10年涨了20倍）、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空前严峻。
有人评论说，1960、1970年代是政治权力扼杀教育，2000年代则是教育产业化和多数人群被边缘化造成的经济困境扼杀教育、国家发展的未来。
[注]当时教育革命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方针：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
（参考资料：王为民、李益群 《“读书无用”吗？——驳“读书做官论”的一种翻版》，《红旗》杂志1969年第3期第4期合刊；吴湘韩等《“读书无用论”在贫困乡村抬头》，《中国青年报》200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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