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XX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