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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小波杂文有感（文化篇）
王小波在当代作家堆里算是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人，他的杂文透着理智、明辨、独特的思考智慧魅力。
理智是把握事物尺度的生命线，在王的杂文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智地把个人生存的经验以及积累来的博闻加以逻辑推理和论证，诠释了诸多现象背后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并形成了王式黑色幽默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思考视角，从而让读者在他的杂文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五十年代生的王小波，从那个极不理智的年代走过来，但在他的杂文中却看不到犯自由主义的极端偏激和无端的愤慨，有的是对待事物明智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种种反思。在王的杂文中我们可以充分感知王尊重智力和知识，提倡理性和学习，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对待科学的态度。我想王能做到这一点，是与个人的风格底子就是其本人的人格、经验、和良知有不无关系的，这也是我喜欢读王的杂文原因之一。
王作为文人，他对文化热透着理智和清醒。王在《我看文化热》中说：文化热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最近很不行，主要是在发些牢骚，但我不愿把别人想的太坏，所以就说，这次热的文化，乃是一种操守……最后王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形容文化好比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
王以上论述主要是针对文化批评热，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更多是以同情、道德的视线去审美作品价值，具有一定的世俗性。王提到王朔就未免幸于成了这次文化批评热中的靶子，其实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国人不仅对于文化热，还有出国热、政治狂热……基本上都是无一例外地处于比较盲从和不理智的态度，而这种不理智的态度导致每一次热的背后都会掀起超出常理的狂潮，王透过文化热的现象理智地思考并能站起来呼吁，也正是那个时代国人身上所缺乏和需要的一种集体内在理智精神，同时提醒那些热衷于文化热的当事者们能真正做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不是热到最后让我们彻底的没菜吃了。
王作为社会个体，对生存态度的理智。王在《极端体验》说，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比如：李赤先生栽进了粪桶里没气，他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端了，没什么普遍意义。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这是庸人之见……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的臭屎的区别还要大。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
李赤的例子谈起来很风趣，其实看起来很心酸，从而也表达了王对生存的另一种态度。王说他这些属庸人之见，我却想起有人批评王是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那么我们姑且就认为这个观点在王的身上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忽视了，悲观主义者的表现给你产生悲哀的感觉以外，同时也会给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力量感觉，至少我在王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王的人格是独立的，王的意志是独立的，王的经验是丰富的，王是有文学才华的，加上个人对社会的良知和人文精神的关怀，这就决定了王通过自身知晓的力量，把这些社会不正常现象形诸于笔端进行反思与无声的抗议，所以尽管王说自己是庸人，但我看到被别人称之为悲观主义者的王带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思考的力量。
王在《论战与道德》说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体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这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
王还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
我想王所说的现象其实在文化界存在的，比如：二余这争，苏鲁之战……无不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最可怕的是道德被某些人利用成为诛心之战，最没意思的是文化之争成为狗屎之战。作家王蒙深有体会地说：王说的真是的呀，一谈到某种文化讨论时立即就有友人告我：“不要去淌混水”，我没有听这话至今后悔莫及。看来王的的确确有时爱说真话。
王在《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着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祸宣传。我别无选择。
读了完这篇文章，我有一种：“剑指苍穹,无语凝噎”的感觉。王说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我说王所打的这个比例意味深长，在很多时候这种现象是事实。如猫眼左派和右派之争，都认为自己说的观点蛮有理，其实有时候两者讲的都有理，或者有时候两者讲的都失偏颇，但是作为派别的分争，骨子里都透着要不老死不相往来，要不你势必接受我派的观点才解怨，我不知道两者的这种宣扬到最后谁蛊惑了谁？我想说我相信国家制度会逐步走向良性循环，我坚信下一代会比我们的这一代的日子好。也许在这儿我会挨骂，那么我转而跟着喊整个国家已经到了不可扼制……不可扭转……，那样或许有人会对我报之以桃李。但我要说我虽然不是王，可我也反对任何蛊祸宣传，因为在讨论问题的同时多一点明辨、理智，但不要企图苛求别人接受你任何观点，这样或许就避免谁对谁蛊惑了吧。如果再行不通，那只有回归王所说的：别无选择，反对下去了。
王不仅能理智地看待这些问题，其次王是明辨的，王在《椰子树与平等》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摧之”、“抢打出头鸟”，在中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知道受传统泛道德文化论的影响，一方面尚愚尚笨而弃智贬智疑智的倾向尚存，另一方面这种聪明和傻子的事例不可否的存在着。我曾目睹有位初中毕业的地方官员训斥他手下的大学生说：用你是个宝，不用你是根草。这样把聪明人一棍子打死愚蠢的做法，实在是当今某些领导干部官员素质的低劣和国家用人制度的不畅。所以王说的这种事情是不无道理的。
王在《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说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我不尊重这种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陈景润前辈那样的人。陈前辈只以解开歌德巴赫猜想为已任，虽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写些好的小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一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罢。
试想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等等，分明是不切实际的论调，也正是文化虚骄自大的一种表现，是我们文化自卑感精神和固守自封的作法以及自慰法的另一面。固然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也不足于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啊！我们更应该看看英美自由民主文化，法国人对待自己的文明责任，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文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上，还是陈寅恪先生讲的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态度。所以王说的陈前辈的例子值得深思。
王除了理智和明辨之外，王的思考方式也是独特的。他的杂文涵盖着大量博闻和王自身广学的知识，而风趣幽默的手法在他的文中大量地运用如：王在《椰子树与平等》拿大古希腊战争罪恶是砍倒橄榄树和知识分子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的罪恶加以类比得出：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在《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王用全篇比较学者和花刺子模的信使之间的相似之处，批驳花刺子模君王的品行以及学者逢迎的倾向。在《一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所以王怀念那头他曾喂养过的猪，其实这样的怀念表明王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我想如果我见过这头猪，我也会喜欢它、怀念它的。
在王的文化篇中几次提起国学，他在《我看国学》中说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份，还有点肉麻。说孔孟程朱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王认为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两千年，实在太过分。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的什么地方。这咱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作法却十足是神经病。可以看出王对国学的态度大致不是持很肯定的态度，这种对国学过于简单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王很喜欢引用罗素的话，但是罗素在他的幸福论的《努力和舍弃》中，对国学尤其是对中庸之道很是赞赏的。国学可谓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瑰宝，虽然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我们不仅要大胆尝试运用西文新学理论挖掘传统儒学的新内涵，另一方面又要毫不犹豫地坚守国学的底线。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是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的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在世界文化之林保持其独有的文化特性，王不应该对我们的国学持不屑的态度。
有人批评过王，说他杂文所表达的没有明确的立场。我想所谓的立场就是适时适地独立思考出来，从而表明自己对待问题的一种态度，而决定这种态度的并不是外界施加压力而后表明“是”，颂扬或“非”，批判。那才叫鲜明的立场。我认为这种评论没有从作品本身反映出来的文学价值上来衡量，这样的评论本身就是存在狭隘主义。更有甚者说：王的毒流或被王蛊惑。可我的确在王的文章脉络里却读不出这种邪乎的功能。王很自信地说过：“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并且还说过：“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应该善用它”，可是我在看到王呼吁以及带来的这些人文的东西同时，却有人批评王的短命正是因为他的聪明遭成的，并且把人们引向无智慧之路，呜呼，国人不以自信聪明为荣，又一次贬智，我说什么好呢？无语。
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现在，大家都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我想这也算是王思维的乐趣一部分吧，虽然他的生命如昙花一样短暂却开的绚烂，让人有时不得不重提他、阅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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