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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基兄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又说韦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我很同意这样的观察。一九七七年年底一连好几个冬夜，我在伦敦寓所炉边静心读了一些韦伯和关于韦伯的书，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按编《明报月刊》的这六年里，我看到中国大陆痛定思痛，埋头修补人类尊严的一块块青花碎片；我看到台湾经济拖拉机机件失灵，大家忙着清理大观园内物质文明的污水；我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陈年被巾给拿掉，政治着凉的一个喷嚏喷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梦。就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个人信仰随随便便篡改价值观念；各种政治宣传向商业广告看齐，利用现代传媒科技的视听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骚扰中西文化中静观冥想的传统。于是，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的呼吁。
说"文化"而不说"学术"，那是因为我不希望毫无远见的学术账单垄断整个知识市场。说"关怀"而不说"绝望"，那是因为我对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前途依然抱着不少希望：我的希望与其说是寄托在政治制度之上，毋宁说是摆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种"行动的人生"；文化却是"静观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动可以颠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静观始终是一股制衡势力，逼人思其所行。我常觉得，人生"行动"的余地和机缘毕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观环境往往只容许人生退而静观其变；而知识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教人怎么创造转圜的余地，不是教人怎么开拓冲刺的空间。这样说，"静观"似乎更有其真诚的性格和刚毅的精神了。
当然，文化的功能不太容易用统计数据去分析和总结；在"行动"表面上战胜"静观"的这个时代里，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能够给"行动的人生"调剂出多少静观的智慧，则更是无法计较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