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英伦，又值仲夏，郊区人家门前的玫瑰依旧颇有情趣，城里房子窗台上的花草也甚为可喜。书铺都在，酒馆也在，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不变。文化是有的。报纸杂志上的政论也有新意，都有老调新弹的本事。政治本来全是老调，新弹还弹得悦耳，非有点文化底子办不了。英国人别的不会，最会用文化装饰政治。当年首相麦克米伦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议，麦克米伦竟心平气和说："我要求传译员把这个也传译出来。"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卫报》一位专栏作家说："咱们认了吧，能够一胎生双胞的女人显然比咱们能干！"伦敦迷人处正是这些小装饰品；跟十九世纪英国先拉斐尔派画家那些画作一样妩媚，艺术价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论。可惜塔特美术馆的"先拉斐尔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伦敦人纪念维廉·摩里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岁冥诞举行的展览会也错过了；书铺和美术馆倒摆满了先拉斐尔派和库里斯的书和画。

　　伦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库里斯本来不喜欢伦敦，说伦敦又大又丑，像个怪物，"小时候每次跟家人来，总觉得伦敦这地方真可怕。"后来他搬到乡下去住，竟说："我还是宁可住伦敦：住乡下，时间好像都白白浪费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人在伦敦并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处处都是文化装饰品，喜欢不喜欢总要看看、听听，于是心中难得清闲，时间好像没有浪费掉。到底是京城；蒋梦麟写北京，也有一段话说："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样无奈。安于那份无奈倒也罢了，偏偏维廉·摩里斯这种人老想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铸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里，一度前进得很，最后才慢慢成熟，归于沉寂。先是一八四八年他进牛津念神学，结识爱德华·伯恩一琼斯，彼此醉心中世纪文化艺术，成了知交。当时罗塞蒂一批人的先拉斐尔派运动已经崛起，摩里斯把这批艺术家和批评家拉斯金乃至诗人尼维森都当成英雄去崇拜，自己于是也开始写诗了。等到畅游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看了不少有名的教堂建筑物，大受启发，又决定放弃神学，专攻艺术，跑去跟伦敦一位建筑师学建筑学，学成在牛津开业。几个月后，他认识罗塞蒂，居然开始画画，又写不少诗，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翌年，他娶了那位跟伦敦玫瑰一样美艳的珍·伯顿（Jane Burden）为妻；一八六一年开办设计作坊，拉伯恩一琼斯、罗塞蒂合资。一八六五年全家迁居伦敦，业余照旧写作，照旧出书；设计作坊也扩充业务，制造家具、纺织品、地毯、挂毯，培养好几位工艺品艺术家。这期间，婚姻越来越不愉快，珍妮与罗塞蒂有染，他只好埋头研究哲学，参加政治活动。一八七七年发起成立保护古建筑物协会，还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办社会主义刊物。到了一八八○年代，那批社会主义同志内斗不休，摩里斯失望之余，转而致力为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s movements）奔走，成了艺术工作者行会（The ArtWorkers Guild）会员。这个"运动"和"行会"反对工业革命，维护手艺人的尊严，拒用机器产品，憧憬创造一个结合中世纪文化与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摩里斯设计出很多既实用又有古风的器物；他的建筑学理论也以"实用"与"古风"为基调。到了晚年，他突然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创办出版社，出一些字体秀丽、设计精致的书；一八九六年，请伯恩-琼斯画插图的那部对开本乔叟作品集出版之后，摩里斯也就去世了，死得很寂寞。

　　入夜天气转冷，在客栈里翻阅杂志上一篇《维廉·摩里斯的伦敦》和他的几种新版旧书，想到社会主义真该多用点文化去装饰装饰，心中一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这些喜欢弄点文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