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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本大卖的书——《论语心得》
只要嗅觉还没失灵的中国人，都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奏的前夜。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期，不管出现什幺，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个大方向。那个大方向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的诸多价值主要体现在七个地方：个性解放、权利意识、科学精神、民主生活、完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福利社会。
作为我本人，我向来喜欢批判、漫骂、诅咒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只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中医、儒家、官本位等）做一次彻底的批判，把它“斗倒斗臭”（请原谅我用了一次“文革语言”），才能使“科学”与“民主”得以彰现。为什幺要这幺做呢？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缺少一次完整的文化启蒙，新文化运动后来很不幸的变成了政治的革命运动，中国后来不断的陷入文化的轮回里。不过最近因为我在处理我的书稿，没什幺空写作，所以俺决定暂时放传统文化一马。
最近，有一本书大卖。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写的《于丹〈论语〉心得》（以下简称《论语心得》）。据说，去年11月出版的《论语心得》60万册首印很快发完，目前加印后发出的总量已达100万册，还出现了8小时之内仅在签售会上就卖出了1万多本的成绩。那名把于大美人签的，“从肩膀一直到手全是疼的，到最后手拿着笔就一直在往下掉”。书热卖到了这种地步。基于今天中国的盗版行业如此发达，我想这本书从06年11月出版到07年1月这两个月之间，至少已经卖了300多万本。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于丹女士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烹饪方法，终于向中国的那群“心灵无依”的苦闷大众熬出了一碗养颜排毒的“心灵鸡汤”。
——Oh！那一颗颗饥渴的小心肝受到了一次大大的滋润，那一颗颗彷徨的灵魂迎来了美妙的洗礼。从此，他们心灵好了、灵魂高尚了，从此，现实中的挨穷、改造现实的冲动，完全可以丢到一边，他们已然“过上了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他们真应该眼泪汪汪的感激我们的于大恩人。
根据于丹在接受《百家讲坛》的另一位大美人柴静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知道，于丹不但关怀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心灵，而且对她的学生更好，经常替学生们解答心灵问题和感情问题，教学生怎幺做人处事。她的学生也眼泪汪汪的感激她。
前天路过小书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本书。于是买了一本，回到租住屋里准备洗灵魂。对着里面的大道理，捏着鼻子，大读起来。整个过程晕头转向的，5个小时那样，看完了，书已经被我批的乱七八糟了。（这本书的字数加上附录的《论语》全文，只能在7万字上下，但却印出10万3千字，这也是中国出版业的一大特色吧。）
不管怎幺说，就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而言，于丹女士和孔子一样，无疑都是伟大的；我也从来不怀疑于丹女士是个好人——我能想象，在她那温和的外表和幽雅的谈吐之下，是她的那颗血淋淋的好心。
这颗通红的好心是她作品的“灵魂之焦”，是她书本得以大卖的原因，值得我们十二分的敬重。然而，伟大的精神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伟大，好心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做好事。相反，在我读过《论语心得》以后，我发觉，这本书真他妈的毒气熏天，里面的东西和我本人的某些理念有着根本性的抵触，我对里面传达出来的错误而混乱的思想有着本能的敏感。我实在憋不住，我认为我有必要写出一篇文章给予批评。
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两点：第一，我只针对于丹女士的作品和她接受的采访进行批评，其它的东西一般不管；第二，就是我的文风。我认为，写文章就应该抛掉枷锁，六亲不认，只认真理。只有这样，才能触碰到话题的“G点”，才痛快淋漓，才够劲，才爽。这也是我写文章的一个原则。
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对于丹女士做一次不留情面的批评。如果哪里批评的过分、不实，请作者给予指教。
二，什幺样的“女子”？
今天，我们中华儿女之所以批判传统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女性不公平，儒家的“礼教”在两千多年里残酷的压迫女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批判，使女性的价值得以彰现，使两性真正的平等，也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两性关系才能真正的和谐、愉悦。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是没有人格的。找一下老祖宗们关于女人待遇的记载：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妇人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
“女者，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妇者，事人者也。”（《白虎通义·卷九·嫁娶》）
换句话说，女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人格——她们的人格已经被吸收。她们没有个人自由、没有意志、没有工作、没有地位、没有受教育机会、没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改的还是不尽如人意，与西方比起来，相差很远，很多中国妇女依旧被歧视，中国社会目前依旧是个“男权中心”的重灾区。（请参看《纪龙天：“处女情结”剖析》）
按说，凡是要了解儒家的女人，都无法规避这个问题。即使可以无视儒家的“吃人礼教”，至少也躲不过《论语·阳货篇》末尾记载孔子的那句话：“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在毛子水的《论语今译》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里，大意都一样。）
于丹就躲不过。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很多对《论语》的见解，她说：
“在人们心里面，那些朴素的真理是恒定不变的，可以说《论语》和今天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它所讲的道理在今天完全适用。”
“我们要弄清《论语》作为一种国学与作为一种朴素真理……《论语》的道理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是朴素和简单的。……真正的道理永远是朴素温暖的，贴近人心的，它离人一定不远。”
在罗嗦了这幺多“朴素简单的”、“恒定不变的”、“完全适用”的真理之后，在《百家讲坛》的访谈中，有观众问她是如何看待孔子那句“难养”的话时，她的回答是：
“关于这个解读，……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这里的小人是指小孩子，也就是说呢，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
——这是多么暧昧的解读！于丹女士真是太让人“捉摸不定”了，她的解释太不“朴素简单”了，太不“完全适用”了！
据我所知，孔子的那句话并没有“很多解释”，除了朱熹和钱穆认为“小人”是仆人，“女子”是妾之外，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在二十卷的《论语注疏解经》里已经印的明明白白：“正义曰：正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逊……此言女人，举其大率耳。”（卷十七）
在中华书局的《论语集释》里，也有：“杜注：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页1244）
正因为是“举其大率”、是“妇女之志”，所以孔子的那句话里的“女子”是泛指。指的是：包括于大美人在内的所有女人。
据于丹说，她从4岁到40岁都在读《论语》，并且在大学讲了十几年的《论语》，是《论语》的研究学者，以她这样的地位和资历，她不可能没有看过《论语注疏解经》和《论语集释》这种原始文献，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于丹女士对待观众的态度不够诚实。她明明知道那是泛指，但为了让孔子的“朴素真理”达到“完全适用”的地步，她连时下比较时髦的“批判继承”这种小把戏都不用了，她有着极强的策略，策略就是用“捉摸不定”的言辞来向观众们撒谎。
当于丹被记者问及“（这样的解读）可能歪曲孔子的真实面目”时，于丹回答说：“有人质疑我的研究方法，首先我想声明一点，这不是一种研究方法。……我只求点的突破，求一己心得，和故事性的体验、感悟式的解读。我不相信现在的观众可以被一种声音误导，这太低估我们的观众了。”
看呀，再也不“朴素真理”、“完全适用”了，“感悟”的多么快呀，多么会玩“乾坤挪移大法”呀。我想请问的是：你用的既然不是“研究方法”，而是“一己心得”，你又怎么能说孔子“所讲的道理在今天完全适用”、是“朴素真理”？你是怎么得出这个妙论的？因此，低估观众的不是别人，正是于丹女士。在央视那个占着庞大资源的“喉舌”上，她已经在误导观众了。
于丹表示要“超越性别”去感受孔子的“朴素真理”，然而，离开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礼教”，离开了儒家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单单去解读《论语》。请问：这种做法岂不是在真空中探讨物体的重量吗？在女性角色尚未完全凸现的今天，作为女性的一员，于丹这样的解读，岂不正摆下圈套，让其他的女性往下跳吗？
在唐代，有一个傻女人叫宋若莘，她写出了一本《女论语》，整个的意思就是女人要“守妇道”，要听“圣人之言”之类，再对比一下二十一世纪的于丹《论语心得》中胡编乱解的“朴素真理”，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惊叹！我们怎么能不指出：
于丹，当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宋若莘；《论语心得》这部书，它的毒素，比《女论语》更上了一层！它使善良的女性们对传统文化生成了更加错误的观念，凝固出了更加暧昧的幻影！使孔老二这个中华民族的撒旦“穿越千年的尘埃”，拐带着儒家的教条偷渡到我们这个社会，继续推销他那朴素而严酷的“等级礼纲”，继续来祸害这个古老民族！
三，什么样的“孔子的朴素真理”？
孔子说的某些大道理，是人类的本能和常识，在世界上每种文化中都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启蒙，这样的道理是可以实行的。但是孔子的很多教条却是空洞的、不可行的，至少在操作层面是带着很大的疑问的（譬如三年之丧）。因此，也就只能放在嘴上说说，显示一下清高，并不真的想着去实行。
孔子自己标榜“温良恭俭让”，但是我们可以有趣的发现，孔子本人都做不到。譬如：
喜欢以杖扣人膝盖，号召鸣鼓攻人。请问：这又算什幺“温”？
郑国的起义奴隶全部被杀时，孔子本人拍手大叫“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鲁昭公二十年》）请问：这种毫无同情心的说法，又算什幺“良”？
用恶作剧来恶搞、作弄孺悲。请问：这算什幺“恭”？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不食”请问：这幺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有什幺“俭”？
专门在背后说人闲话，道人长短，请问：这种“长舌妇”，有什幺“诚”？
颜回的父亲怎么求，孔子也不肯卖车葬颜回。请问：这算什么“让”？
换句话说，违反儒家精神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人。这事太妙了。因此，孔子的很多教条只是放在嘴上说说，并不是时时、事事、人人都可行的。行不过偏要行的，磕不过要死磕的，只好营养不良或死或病（如子弟颜回、清颜习斋），或者人格和精神同时分裂（如程颢、朱熹、袁子才、海瑞等）。
四，什么样的“仁”？
于丹在《论语心得》屡次拿孔子的“仁”来说事。她的解释是：爱别人就叫仁。
只要对儒家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事实上，儒家所谓的“仁爱”，并不是现代标准下的普世博爱，更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完全沾不上边。确实，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仁”确实是一种不错的品质，但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应该把儒家中的“仁”归到儒家的整个伦理体系中来解读，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的“仁”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仁爱，而是一种特指。为什幺呢？
因为，儒家的“仁”并非独立的、无条件的存在，而是和儒家自己规定出来的“礼”一直在紧紧的挂钩着，譬如“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再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
“仁”只是表面，“礼”才是儒家的核心。离开了儒家制定出来的“礼”，所谓的“仁”只是被抽干了的器皿。你要“仁”，那么你就必须要“克己复礼”，而所“复”的“礼”又是什么呢？正是儒家的那套严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等级礼纲”。
儒家学说中，没有丝毫现代的“人权意识”的影子。“人权意识”的出现基础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认为作为一个人，“我”的权益应当受到正当的保护，当人人在思想中都确立了这种意识之后，社会上才会出现“人权”。因此，“人权”其实就是一种“有我”的状态。然而，在儒家所谓的“仁爱”的美妙说辞之下，人们却心甘情愿的、傻傻的献身，做一颗“礼纲”中紧紧钉牢的“螺丝钉”，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仁”，与当代出现的“螺丝钉精神”实乃一脉相承也。
现代意义上的仁爱，作为一种美德，它必须是在尊重彼此人格和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选择和自觉的奉献，然而，儒家中的“仁爱”，却是首先剥夺了人的独立人格，完全无视个体权利与自由意志。
因此，儒家的所谓“仁爱”根本就没有爱，它只不过是一种扼杀个体意识和个人自由的伪爱，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延长专制统治而已。
我在《纪龙天：我，为何如此坚定的反对祭孔？！》中，就综合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各种批判儒家学说的观点，列出了儒家的十种毒素：依附权力；没有仁爱；伤害宪政；绝对复古；缺乏法治精神；缺乏诚信；原教旨主义；泛道德主义；高调空言；专制愚民。（这些观点早就被前人说过无数次了，我只是把它们再次综合起来）
我的这些言论都是十分到位的大实话，都是很符合“现代化精神”的，虽然我的方式是奔放激烈的，但整个大的框架是严谨而理性的。可以说，于丹最大错误就在于，她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儒家，她只是收集起各种各样的小笔记、小故事，在那里穿凿附会的去理解孔老二那套“完全适用”的“朴素真理”。
五，什幺样的“天人合一”？
于丹在《论语心得》中说：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事实上，于丹是沿用了时下的那些老顽固们的解读（譬如季羡林、张岱年、南怀谨、原教旨主义新儒家等）。老顽固们认为西方“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所以要用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去拯救西方于水深火热之中，使西方也能够像中国一样“人与自然和谐”。
现在的中国人一般认为，保护大自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环保意识”，另一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那么，“天人合一”指的真是“人与自然和谐”吗？
——当然不是。当然是老妖们读书不求甚解的结果，当然是阿Q们意淫的产品。“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在先秦时代，譬如《孟子》中就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告子下》）
后来，这种思想被董仲舒大大的发挥，在《春秋繁露》中，有“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董仲舒那里，什么是“天”呢？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
正所谓“人副天数”，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意志的，人类本身则是“天”按自己的目的进行创造的，“人有喜、怒、哀、乐之容，春夏秋冬之类也”，因此，人从形体到情感到意识到精神都“上应于天”、“天人感应”。
到了宋代，宋儒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
程颢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程氏遗书》卷二，上）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指的是天命、天道、天理，是一位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惟独不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摆弄虚学、胡思乱想、装神弄鬼的典型，是用一种自恋人格去意淫老天爷的行为。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天人合一”有时常表现为破坏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最典型就是中医。中医也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中，脑子十分狂热。中医根据“阴阳生克”、“物类相感”、“取象比类”等巫术臆想原则，至今还把濒危动植物的器官当成宝贝（譬如虎鞭、熊胆、猴脑、犀角、灵猫阴户、人形首乌、雪莲、灵芝、沙漠腹地的发菜等等）。总之，越稀有的濒危动植物，在中医那里就越可贵，遭到的破坏也就越严重，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可见，“天人合一”在传统文化里，表现的常常是“对大自然的穷追猛打”。这不就是于丹所说的：“人在自然中的和谐”吗？
六，什幺样的社会和为人？
这是《论语心得》这本书里最让我看不惯的地方。于丹女士“气定神闲、从容淡定”的说：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于大美人又说：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于大美人接着说：
“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却整天指责抱怨？他们的生活真的相差那么远吗？……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多好呀！多伟大呀！多么充分的发挥了“喉舌”的功能呀！于丹举的几个例子都很有阿Q色彩，让人感觉相当滑稽。譬如那个茶师，不管他的心态有多平和，他本人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譬如那个戴花的小姑娘，她一下就变得自信了、幸福了，但事实上，她的生活完全没有改变，她终究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还有一个例子，于丹说当一个人被莫名其妙的暴打一顿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为什么被你打？你凭什么打我？我们当然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挺身而斗，而不是“让它尽快过去”。
可以说，整部《论语心得》就是在反反复复的告戒人们要知天命，要知礼，要务本。我真不知道，这个“天命”是他妈的什么“命”，这个“礼”又是他妈的什么“礼”，老子们好端端的干嘛要“务本”？
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的今天，中国的底层没有发展的空间，自己的权益保障根本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国今天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大道理，中国需要的是法治的完善，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一个福利社会，而这些东西，又应该通过“改革”去完成。
而在这时，于丹拎着一本《论语》登堂入室，反复的咀嚼着孔老二的教条，她如果要玩古典小女人的调调，这完全可以。但是，她却反过来质问我们“他们生活真的相差那么远吗？”，然后叫我们不要揭露“社会不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应该“反躬自省”，要“安于贫贱”，要忍着，要挺住，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这算什么？请问：如果不揭露“社会不公”，不对其进行批判，社会怎么能在良性循环中往好的方向发展？怎么能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毕竟不是叫一群心发慌的穷光蛋来忍着、挺住的，俺们毕竟不是圣人，我们需要的是个人权益的保障，需要的是有钱，因此需要发展的空间。安贫乐道的人并没有什么可自豪的，我们不要相信什么“百万富翁心灵空虚”的鬼话，因为金钱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因素在内，心灵空虚的百万富翁如果在一夜之间突然一贫如洗了，他会更加空虚。对待金钱，我们大可采取斯迈尔斯和理查德森的那种健康的金钱观。
于丹大赞那种“安于贫贱”、“安贫乐道”的人生，赞扬颜回的精神，这只不过是传统观念中“泛道德主义”的作祟而已。在传统的观念里，认为钱是脏的，所以要“君子固穷”，最高境界就是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我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狗屁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中国人病态虚伪的人生观。他们一边要装出清高的样子，鄙视金钱，把什么罪恶都归到金钱上，但心里面又想钱想的要死。于是，在他们获取金钱的时候，他们又制造了无数的罪恶。
我在多篇文章中就已说过：人性是限度的，如果不注重人性限度，而去鼓吹“泛道德主义”，其结果只能产生悲剧。我们不是圣人，我们需要过日子，金钱固然买不来我们的自由，但我们的自由却会因为贫困而失去。
于丹在对待颜回的问题上，没有发挥这种“金钱无罪”的观点，而是一个劲的赞扬颜回是“真正令人敬佩的”、“乐观的态度”——即使颜回再他妈的乐观，他在穷困中早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真是于丹的大失误，从这种失误里，我们可以看到，于丹依旧在传统的观念里乱转。在缺乏对“金钱观”做一次起码厘定的前提下，她就稀里哗啦地大赞“君子固穷”的精神。这也太让人不敢领教了。
于丹自然是衣食无忧、文化感富足的，她似乎活在“真空”里，似乎在她那里，中国社会中的人生活相差并不大，所以她才会天真的质问我们“他们的生活真的相差那么远吗？”——是啊，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嘛！一切都已经没问题了！大家在生活方面已经进入共产社会了！剩下的就是请于大美人来开导心灵了！
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境界”？
不可否认的，于丹女士在心灵方面的开导是尽了全力的，她的好心是血淋淋的，她的努力是动人的，她的怀抱是美好的，但是，我还是要写《于丹错在哪儿？》来批评她。因为我实在忍不住。
于丹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了解大众的心态，只能说我要顺应传播的规律，也就是说记忆点永远比信息量更有用。……大家之所以欢迎，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的价值判断由于多元而更加迷惑。当人的行动越多选择的时候，人越希望内心有一种简单的准则，《论语》受欢迎就是因为人们希望找到一种最简单的依据。……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它是一种经典的大众解读，它的方式是道不远人，是贴近人心的。”
上面的这些“顺应”“大众的心态”、“贴近人心”的话，在我看来统统是“媚俗”的话。这种“献媚”的嘴脸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只要看过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的人，都会知道，有时候“人民群众”是很可怕的一群——“人民群众”常常是狂热的、乌合的、随波逐流的、集体无意识的。因此，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学者或一个写文章自命的人，应该保持住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不要降格献媚，我们该相信，老子们才是牛逼烘烘的，由老子们来鼓动风潮，带动舆论，造成时势，“人民群众”请靠边站。当“人民群众”昏头昏脑的时候，我们就该批判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跟我们变得一致，从而把中国拉进“现代化”。
于丹又是否知道，不管她的动机多么善良，但在今天的中国，她的这种言论在客观上消解了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当不能改革的时候，人们就只能乞灵于“心灵的富足”，一旦他们梦醒，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还是那样，他们还是要因为生活的受困而感到心灵的受困。这样的大罪状，又是善良的于丹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吗？
当然想象不到！我们这位“文化奶妈”自己，只不过是梦游而已，她只是让自己活在大学的“真空包装”里，在那里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她梦中感悟到的“孔子的人生之道”搬到讲台上，再印成铅字，甘露普被般的洒到大众的头上。这个梦里，有各种各样的境界，神于天圣于地的境界，贫而乐的境界，人间最好的境界，宏阔的境界，融合境界，更高境界，极高境界，乃至最高境界，反正，境界是五花八门的，就是没有一句实在话、大实话、痛快话，就是没有现代化的那七个价值。在跟随着于丹一起梦游的境界里，人们从此“过上了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然而，当他们把书闭上，把电视机的关上，他们醒了，也更加的失落了。
无疑的，于丹是“献媚”献的比较成功的一位学者。《论语心得》大卖之后，使她知道，原来这种故弄玄虚的调调是这么的受欢迎，于是，她毅然的抛弃了“我爱”的孔子，开始向“我更爱”的庄子“抛媚眼”了。不久之后，她又要熬出一碗《庄子心得》的逍遥游式的“心灵鸡汤”。像这种“气定神闲、从容淡定”的捞钱策略，这种腻味的“鸡汤”，这种梦游的境界，叫我们怎么消受？
我认为，于丹应该洗心革面，走出她自己的固定认识。她该知道，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底层的生活和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差距是卡大卡大的；她该知道，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改变，实实在在的发展的空间，才能真正带来心灵的改变。那种生活贫困心灵超脱的故事，本不过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些小段落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鸟人我们都看得到，就是没有那种敢于抗争、敢于批判、一身傲骨的男子汉，就是没有那种绝世独立、以冷眼来对待世俗的冷眼、洒脱而蛮不在乎的女性。这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悲哀。
作为一个女性，于丹应该向李银河女士学习，为女性说话，为那些边缘的群体争取应得的权利。《论语心得》已经使她暴得大名、捞得大钱，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于丹真该主动做出一点社会承担，因为她有那么好的资源，她该以“今日之我”来对“昨日之我”做一次反戈一击，至少她也可以利用“喉舌”来说点实在话听听。她该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更不是孔老二的教条，不是五花八门的境界和肉麻兮兮、铺张横陈的大道理，而是一个大目标——现代化。
如果于丹女士能做到这样，那她就真的达到了《论语心得》里面定出来的“最高境界”了！
07·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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