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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什么？
我站在沙田赛马场的二楼，几十万市民冒雨观赛，呼喝不已。
身边的老先生很客气地买汽水给我们喝，他是刚退休的公务员，每周三到这里来看赛马，是他与老妻十数年的习惯，从未更变。
“马照跑，舞照跳嘛 ”他笑呵呵。
这是我们内地媒体通常用来解读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标准。
但是，我知道，只用这样的方式解读香港是不够的。只采访莎莎和鱼蛋店老板，只用经济繁荣来解释“一国两制”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
“一国两制”首先是政治概念。
政治是什么？
老奶奶，70多岁。接受我们采访前，先给个典型的香港人的叮嘱，“政治，我不懂，我不谈”。
她当年变卖家产，移民加拿大，是因为怕。
“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就在那个楼梯里滚下来了，倒下了，摔倒了一跤，然后那个画面让很多港人都很害怕，都觉得英方跟中方谈判肯定是失利，所以戴作尔夫人这样摔一跤，所以很多人就纷纷移民了”
“你怕什么？”
“怕失去自由”
自由对她来说，是门口写着“私宅勿入”，是可以手持护照自由出入一个国家，是可以公平地做生意，是儿子读书不用特权，是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可以有渠道保护自己。是可以对某项政策不满时可以投书报纸发表意见。
“自由”，就象区议会的主席黄英琦说的，不仅仅是自由经济和信息流通，而是“香港人是否能自主选择最内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检验一国两制，无法回避这一无形而核心的标准。
“他们可以随时推门进来”
我们采访黄英琦，在她议会的办公室。
有人忽然推门进来，是个普通妇女，张望一下。
“放这里啦”她把手里袋子放在地下，转身走了。
“什么东西？”
“没事，是这个选区的市民”她看了一眼“大概是投诉的资料”
“他们可以随时推门进来？”
“对呀，我们这里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会见市民计划，他们可以过来，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议员办事处不是在这里，那个地方我还有一个助理坐在那边，我不在的时候找我的助理，他们有无数的问题，有很多关于自己住的楼宇的问题，自己一些校区的交通问题，觉得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角落太多垃圾了，也进来投诉，无数的问题我也要一一的处理。”
她带我去看一个她的得意之作----海边的小狗公园。香港公园禁止狗进入，所以，她需要给选区的市民的小狗找一个可以活动的场所。然后她在明报《专栏》上批评这种不经市民讨论就制定的决策，她在湾仔区做了十二年的议员“我要对他们的选票负责”
无数的报道都在谈香港的民生，而这民生的保证是---是有诉求可以反映，有利益可以争取，有批评可以发表。
“市民是让我们看着政府，不让他们作坏事”
曾钰成是著名的香港左派。以在立法会与曾荫权唱对台戏出名。
立法会担负着立法和质询政府的职责，他是委员。
立法会现在有60名立法委员，现在有一半是通过普选产生。
“市民把我们这些人选进立法会，不是要求我们来管制香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执政党。他是要求我们来看着那个政府，不让这个政府做坏事，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职能，人家看来，就是你有没有当好守门员的这个责任
“你要发出声音，你代表谁的利益呢？”
“当然是我们的选民了，香港跟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样，人数最多的都是基层的市民，所以你可以说，我们首先代表基层的利益，因为他们人数最多
“民意能够真正通过你们反映出来吗？”
“当然可以”
“但你们怎么能够防止立法会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和真正的民意脱离，在运作当中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这是民主选举了，你要是脱离了民意，下一届就不投你的票了，我们的人都要向选民交代，到选举的时候，你在选举的论坛，选民就问你了，你这四年，做了什么对我们有好处的，你就要交成绩表”
“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没有辩论”
曾荫权有BLOG,用来与民众沟通，改善他一向比较拘谨的公众形象。
我问他：“我去看过你的博客，上面写到你每次参加立法会的质询的时候，你用了一个词叫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个是严肃的场合，立法会场合，每一期见面的时候立法会议员找着机会向你发问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
“当然了，要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特区特首的责任。”
“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批评和这样的政治气氛？”
“我们的政治气氛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够没有辩论，一定有辩论。但总的看我们香港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感觉现在经济基调很好，我相信这次有个很好的气氛，很好的经济的情况，容许我们比较客观的研究解决比较困难的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要改变我们管制的态度”
他把“公开竞选，透明竞争”特首选举视为一国两制的胜利。但这样一个在港英威权政府服务过数十年的公务员，也在接受训练如何在香港实践民主。
“我看到你在这次选举的时候，也谈到说比如你去一个地区，然后也会吃闭门羹，也会觉得很尴尬。”
“当然的事，我们要学了，对我来讲这个很大的洗礼，对我讲是以前不需要做要我做很多的东西，第一次，第一次派我们选举的单子，还有对基层的市民介绍我们政纲，我觉得情人节当天我送花，有的不接受，好像很尴尬，但是我感觉是我应该学这个事情，我很幸运香港人是很支持我，但是支持我的是65%，71%很高了，但是还有15%反对我的意见，当然15%的很多人，100多万人，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实，应该有谦虚的态度，听听他们的意见。”
“你说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洗礼，它改变了你什么呢？
“以前我对于，面对面同基层市民见面，沟通，谈重要的政府决策，以前很少做，现在有做，我感觉很有意思。”
"你曾经在电台中发表过香港家书，这当中谈到你对精英政治的一个思考，过去在港英政府期间的公务员的服务跟现在做香港特首，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要改变我们管制的态度，我们以前是做法是由上以下的方法做，已经不能够顺利通过，那么我们需要另外的方法，就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一起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东西，我们共同有共识，我们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清楚，理解以后，我们共同产生一系列的方案，处理这个问题，最后选择也是我们共同共同的努力，这个由下而上的方法，我相信比较更可取"
“自由就是打打麻将”
70多岁的老奶奶说她不关心政治，问她什么是自由，她说“每天打打麻将，吃吃茶点，炒点小股票，游游泳”。
我们都笑了，但是，自由确实不是什么豪华的概念。
只不过，这样的市井生活，需要的是庞大繁复的社会机构能按照法律自行运转，渠道通畅无碍。
自由，可能就是让一个老年人知道，手里的那张选票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不用心存挂虑的那种有序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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