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王先生和雇农老五率领的抗日游击队神兵天降，杀死了日寇汉奸、救出了秀英姑娘，然后一同上了山。
迷惘、失望的的老百姓在戏剧中看到了一条生路：
逃亡，无处可走；妥协，死路一条；唯有组织起来，与日寇进行一场游击战争，才是真正的生路！

象救亡演剧八队一样，活跃在抗日战争前方或后方，演出着话剧或戏曲的抗敌宣传队真是不计其数。
特别是话剧，在城市、在农村、在学校遍地开花。而催花促果的竟是与艺术相悖的战争！
剧作家夏衍在１９４０年的《戏剧春秋》创刊号上这样写道：
抗战以前的戏剧，就大体讲，可以说是一棵从西洋移植过来的、安置在温室里的花草。她的枝叶接触不到中国的大气和气温，她的根株接触不到中国的土壤，她在和中国现实隔绝了的玻璃棚中谨慎地花开花谢……
二十年来束缚着中国新剧运动开展的枷铐，终于在抗战爆发的那一瞬间粉碎了，我将这一次神圣的抗日战争比喻做摧毁一切旧秩序、旧体制和发源于这秩序体制的旧观念的雷雨。
敌人的炮火与炸弹不仅轰毁了温室的花棚，那些娇嫩的野草接触到了中国和土壤和空气，同时也还炸破了僵硬荒废的地壳，而使那些抛弃在中国之原野上的植物有了生根和滋长的机会。

十月的重庆是日寇的轰炸机炸不到的地方。因为重庆是山城，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五月，大雾总罩护着重庆。
自从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之后，大批的戏剧家撤退到了大后方，重庆也就成了戏剧的都会。于是，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起，这里便有了每年的“雾季公演”。
首届雾季公演中，一部名为《野玫瑰》的话剧粉墨登场。这是一出歌颂国民党特务的戏剧，由于它出现在“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之际，就很自然地遭到许多剧团和演员的抵制。国民党文化头目张道藩亲自组织剧团进行排演，并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奖励学术著作的名义给予三等奖，这更激起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不满。２００余名戏剧工作者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并向教育部表示强烈抗议。
为了迎击顽固派在文艺战线上的挑衅，１９４２年４月２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出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
五幕历史剧《屈原》
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
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
全国第一的空前阵营
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屈原》的演出的确是空前的，轰动了整座山城。话剧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
当然，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一位叫作潘公展的代言人代言了：“对于大家攻击《野玫瑰》，碍难同意，《野玫瑰》不唯不应禁演，且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不应该鼓吹爆炸。……谁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谁就是白痴。”
共产党人针锋相对，他在重庆的发言人周恩来说道：“这是郭沫若先生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雾季公演从１９４１年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在演出中，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擂台戏”也一直贯穿始终。周恩来说：“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

但更多的抗敌演剧队活跃在更为广阔的神洲大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无尽长夜风和雨……
到处流亡，到处宣传……
多少个酷暑寒冬，在广阔的前线和后方各自为战的演剧队都渴望着交流；多少年流离颠沛，在坎坷中、饥饿中仍将艺术奉献给大众的戏剧兵们也渴望聚首。
终于，有人发出了一声轻轻地、诚挚地呼唤；
于是，就有了一次辉煌的盛会。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５日，广西桂林。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隆重开幕。
“剧展”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筹办起来的：
本来，在广西艺术馆新厦落成之际，馆长、戏剧家欧阳予倩想邀请几个剧团来凑凑热闹，没想到，他与在桂林的“新中国剧社”、演剧四队、九队的同志一商量，一次“戏剧展览会”的设想便被提了出来。
很快，又得到了西南四省（粤桂湘赣）二十八个演出团体的响应：
──烽火七、八年，谁都祈盼着聚首！
下午３时，开幕典礼隆重举行。
筹委会主任欧阳予倩首先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为什么建这座新馆？“是由于旧馆的房东逼租。艺术馆逼一次赖一次，房期满了无法再赖。”他说话语态轻柔，娓娓动听，颇有青衣道白的韵味，“要在剧展之前赶起这座新馆，工程师都说赶不来，大家都说赶不来，但是四天四夜，我们从早赶到晚，从晚赶到夜深，夜深赶到天亮，每夜点两万块钱的煤气灯来赶，四天四夜终于给我们赶起这座建筑物……”
台下热烈的鼓掌。
国民党政府海外部部长、剧协常务理事张道藩穿了身暗黄色的西装，走上讲台，他发言有声有色：“兄弟从前在南京办国立戏剧专门学校的时候，每逢演出，总是把入场券送给朋友，他们还不愿意来。幸亏老爷不来看，太太也许要看；太太不看，少爷小姐总会看看。结果少爷小姐看过赞好，下一回太太也来看了；太太要看，老爷也来看了，老爷一看说好，那就不得了，话剧得到老爷的支持了……”
台下大笑，鼓掌。
“会场空气酿造得非常之趣味化，直到田汉先生登场，趣味化方急转直下地变成了悲壮和严肃。”衡阳出版的《力报》派记者进行了现场报道，“迎接这种严肃空气酿造者的田汉先生的，是较前热烈而持久数倍的掌声。”
因为他对抗战的戏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这次展演实际的组织者，他期望这次聚会不只是热闹热闹、而要取得一些切实的意义。
田汉一身戎装、表情严肃地走上讲台，行了一个军礼。
“我本来是不想讲话的，”他说，“抗战七年了，这些年来，全国戏剧工作者艰苦奋斗，不仅贡献了才智、健康和血汗，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我有一份全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战中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时间所限，无法宣读……”
会场气氛肃然。
他诉说着几个演剧队的工作和生活：“他们承受着贫困、疾病、死亡以及一切社会上层所投给他们的漠不关心……全国的戏剧工作者都是一批大傻子；假如没有这批大傻子，便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全场起立鼓掌。
…………
抗日近八年，从一个小小的剧场中，我们便看到了人心之背向！

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心都向着延安。
１９４２年后的延安，已经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５月，延安文艺工作者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主席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作了讲话，这两次讲话一个基本核心的思想，“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既是革命对文艺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文艺对现实的唯一选择。戏剧也不能例外。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及当时的整风运动（也叫“抢救失足者运动”）对中国未来的文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９月，延安体育运动大会召开，朱德、贺龙分别担任任运动大会的正副会长，李富春、肖劲光分别担任正副裁判长，徐向前、王震等担任裁判委员，叶剑英、胡耀邦等担任资格审查委员。报名参加运动会的达１７６６人，六十六岁高龄的徐特立参加了游泳比赛。
而此时，延安群众性的秧歌剧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
就在这样的热气腾腾的文化土壤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也就开始发根长芽……
１９４３年，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深入工农兵生活时，听到了发生在横山县小理河川马家沟村的一个真实故事：
这里有个农民叫周子山，１９３５年边区土地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参加了革命，不久被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抓住，他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背叛了革命、成为了他们潜伏在根据地的特务；他的罪行暴露之后逃出根据地，成为了一名政治土匪，与人民作对。马家沟的农民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与周子山等反动分子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流血斗争，终于捉住了惯匪周子山，捍卫了红色政权。
这是一个冲突激烈、既富传奇色彩又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很适合用当时已经十分流行的秧歌剧形式来表现。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等人一商量，一部大型的新剧本很快就诞生了，它被命名为《惯匪周子山》；马可、时乐氵蒙、张鲁、刘炽立即用革命民歌、秧歌调给它谱上了曲，设计出独唱和合唱，还进行了民乐和西洋乐器的配器。
一部全新的秧歌剧问世了！
它的出现，为日后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戏剧范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她后来被称为：“民族歌剧”，或“歌剧”。

战争造就了民族的歌剧和话剧，却摧残着苦命的戏曲。
《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传记”就记载着一些湘剧名艺人在抗日战争中悲惨的命运：
１９３８年，田汉至长沙组织湘剧抗敌宣传队，湘剧名净罗裕庭即发动艺人参加，他也担任了宣传二队队长。１９４４年５月，宣传队在耒阳涌金戏院演出时，日军突然袭来，罗元庭不幸被俘，他的侄儿、老生演员罗洪元被日军枪杀，他的妻子、侄媳因祸病交加得不到救助而先后身亡；罗元庭在日军严刑拷打时痛斥侵略者、后又绝食以维护民族尊严，终以身殉国……
湘剧名丑胡普临，长沙沦陷后逃亡至醴陵板杉铺，１９４４年５月被日军杀害。
湘剧生行“唱工权威”陈绍益，曾参加抗敌宣传二队，流离失散后被日军俘获强服苦役，因悲愤至极，瘐死他乡。
在湘剧界享有盛名的生行演员欧元霞，１９３９年任湘剧抗敌宣传队七队领队，长沙沦陷后，一路流离颠沛至湘桂边境，１９４４年夏，病故于广西宜山。
湘剧名小生吴绍芝，其表演曾受到过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人的交口称赞。战火烧到湖南，他受命任湘剧抗敌宣传四队领队，四队离散之后，他又先后组织“岳云湘剧团”和“中兴湘剧团”，坚持抗日宣传。长沙沦陷之后，他与一些湘剧艺人一起，携妻带子流浪湘西。１９４５年，他终因贫病交加，爱子夭亡，在溆浦龙潭镇与世长辞。
湘剧六大名净之一的徐初云，在抗战期间，与欧元霞同任湘剧抗敌宣传队第七队领队。演剧队离散之后，又加入“中兴湘剧团”，为抗日宣传积劳成疾，抗战胜利不久即暴病身亡；死时他已身无分文，靠朋友们凑钱才勉强安葬……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相反，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战争又狼烟四起。
一方面，《白毛女》、《血泪仇》等新歌剧，随着解放战争的炮声而唱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另一方面，戏曲的演出社班已经日渐消亡。在一份发黄的旧报纸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则题为《一群唱戏的》新闻特写：
他们是一群靠卖唱吃饭的，他们现在正在生活线上苦苦地挣扎着……
当记者走进中山堂，一位姓刘的戏子很客气地要我们到台上坐。早上的大雨，中山堂湿了一地的水，又经过下午看戏的践踏，泥泞非常。屋子左角的几位中年妇人（大概是戏子的太太们），正蹲在地上煮夜饭。记者随着他走进了台上的左套房，在两架充满了氧、碳气息的床上，我们对坐了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的来意是为了想知道他们这一向的生活，来看看他们的。他对于我的告诉，似乎不大懂，也不感兴趣。最后他说愿意介绍他们的本家跟记者谈谈。
王本家来了，脸色和他的伙计们一样苍白，三十多岁，又黑又矮的个子。他告诉记者，这一夥班子是他召集拢来的，已经唱了个把月。连各位的家眷在内，一共三十多个人。但是，每天看戏的门票收入，不上三斛米。而有些看戏的人，写下了名字，又找不到住的地方。就是找到了，又说是没有米。民教馆每天要收一斛米的房租。而每天晚上五盏电灯，每盏一升米是不可少的。还有龙潭请来的吴先生两位，每天两个人一共要一斛米。
“那你们怎么能够过活？”记者天真地问他。王本家苦笑了一阵，脸子沉下来，现出的是被压迫者常有的怨恶。
“有什么办法？我们有几天整天的吃稀饭。民教馆的房租已经欠了一石多米，电灯厂欠了七斗多。吴先生是常德人，一家也是三、四口，落在这里，还不是大家拖。民教馆押了一套好袍在那里，电灯厂也押了一套。否则一天要三次。唉！有什么办法？人家欠我们的，我们又要不到手……”王本家的头低垂着，像有很大的忧虑得不到解决似的。
……他继着很沉痛地说：“这年成，唱又养不活人，不唱又要饥死。我们班上的舒忠生，有两个小孩子，自己养不活了，都送给人家养去了！”
正谈到这里，一个穿得很褴褛的小孩子，面黄肌瘦，两颊苍白，轻轻地走了进来：“本家，吃点什么菜？”
“擂辣子好了……”王本家惨笑了一下，记者也就起来告辞了。在路上，心里不住地想到：他们是一群卖唱的，他们是用裤带捆紧自己的肚皮来引起别人快乐的。他们正在生活的鞭子下讨生活！正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着……
（《溆浦民报》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　记者羊白军）

连年的战争使中国的戏曲走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众多的剧种已经没有了自己正规的班社。
在动乱中，唯有“家”，为每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只要家在，人就有生存的希望；家破，才会人亡。
文明崩溃了，戏曲遭到灭顶之灾，但“家”──这个生存之舟，以“一家班”的形式将戏曲传承到了希望的明天……

五　火红年代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全国２１９名戏曲工作者云集首都北京。这里，将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他同每一个代表握手，并向七十七岁高龄的京剧艺人尚和玉、川剧名伶张德成、在旧社会受迫害而“哑”了三十三年的河北梆子、京剧演员刘喜奎敬酒。
三人都落下了热泪。
１２月１日，田汉在大会上提议：从今以后废止“旧艺人”这样的称呼，而只称“艺人”、“戏曲工作者”，因为“旧艺人一经改造，接受了新的人生观，以其艺术为人民服务，他便成为‘新艺人’，正如内容与形式都经改造的旧戏曲已属于‘新文艺’的范畴一样。”
１２月１１日，大会闭幕式上，主持人郑重宣布：
从此废除“旧艺人”、“旧戏曲”称谓，代之以“戏曲工作者”和“戏曲”。
全体代表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达十五分钟之久……

几乎与此同时，湖南郴州。
衡阳湘剧名净谭保成同样获得新生。
这天，他的师父、三叔祖谭松月陪同衡阳湘剧名老生伍启度来到他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衡阳市重视湘剧艺术，要尽可能多地邀请著名艺人，组建统一湘剧团，在衡阳建立剧院，实行售票演出。
就在两年之前，他随父亲在春华班演出，父亲突然病故，他请两位厨房师傅将父亲的遗体抬回老家耒阳。他们整整走了两天，到了村口，族里的长辈却不准他们入村，说客死外乡的戏子是野鬼游魂，有邪气，只能从后门进村。谭保成忍气吞声，独自埋葬了父亲。他料理了后事赶回春华班，谁知春华班也已资不抵债，倒闭散伙了！谭保成只得收拾行囊回家……
今天，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谭保成也就成了衡阳湘剧的主人，怎不让人高兴！
他们彻夜难眠，共同描绘着未来，兴奋之际，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日，香港金陵酒家。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举行国庆联欢会，京剧名旦张君秋与名老生马连良应邀出席。
马连良唱完一段清唱之后，便与琴师李慕良匆匆离去。
张君秋开始没有注意；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已经回了内地。
于是，张君秋象只断了线的风筝，惶惶不可终日。
１０月２１日，张君秋外出归来，只见家中有一留言条，约他当晚１１时到六国饭店某房间会面。他知道，这一定是大陆来人了。果然，当他如约赶到饭店，是内地中南局派人前来迎接马连良夫人和他自己。来人特地约见张君秋，征求本人意见。
１０月２７日，普庆大戏院贴出海报：
１０月３０日，张君秋准演全本《四郎探母》。售票日期：１０月２８日。
这是一条金蝉脱壳之计。
１０月２８日清晨，张君秋一家以旅游为名，分乘两部汽车直奔深圳。
一过哨卡，汽车开至一所军营。
只见一队解放军敲锣打鼓，一条横幅挂在半空：“热烈欢迎文艺工作者张君秋同志归来！” 人们欢欣鼓舞。党号召戏曲进行改革：改戏、改人、改制。
１９５２年，北京京剧团。
戏改干部把艺人们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树立新的人生观。
艺人们对新社会满腔热忱，但对新名词却不太懂。
干部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树立主人翁思想？”
众人不知如何回答。
干部点名问一位老艺人，这位艺人连忙答道：“主人翁思想我保证没有。我们唱戏的，只知道养家糊口……”
人们只听说过地主、财主、债主、房主、霸主，估计“主人翁”也不会是好东西。还会谁敢有它的思想呢？！

那时的人，纯朴，好改；制，简单，好改；而戏，虽然庞杂，也同样好改。
二十二岁的赵燕侠已有一十五年艺龄，此时的她，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京剧旦角演员。领导深知艺术人才成长之艰难，于是他们决心重点扶持赵燕侠：给她派了导演，帮她整理剧目，让她排演新戏。
“导演，你说怎么演，我就怎么演；你说演哪出戏，我就演哪出戏！”赵燕侠把自己演过的一百多出戏，一出一出详详细细说给导演听，请他鉴别。
赵燕侠说了一些戏，导演都非常英明地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赵燕侠都爽快地说：“好，我就不演。”
《虹霓关》是赵燕侠的当家剧目。
导演说：《虹霓关》这出戏丑化了妇女形象。
赵燕侠说：那以后我就不演了……
导演说：这出戏唱做打并重，是旦行中的功夫戏，丢了可惜。
赵燕侠说：那我就改！
于是，在导演的指导下，一出不丑化妇女形象的、新的京剧《虹霓关》出现在观众面前。赵燕侠在戏中的“绝活”，也得到保存和发展。
在这里，政治标准当然是首要的。违背政治标准的戏，尽管艺术上有多少绝招，宁缺勿滥。
于是，在市场与政治之间，戏剧就增加了新的选择标准：它必须符合当前的政治，──哪怕它是“左”的政治。

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９日，武汉《戏剧新报》刊载：
衡阳市公私营剧团纷纷上演封建、迷信、神怪及舞台形象恐怖的旧连台本戏，如湘剧团正上演《孙悟空》，预计是十余本；群力湘剧团上演《周武革命》，预定廿本；公营的衡剧工作队，准备演出连台五本的《瓦车篷》，大众衡剧团也在演连台十三本的《穿金宝扇恨》，并有剧团上演《进庵烧香求子，果然得子》的戏等。演出结果，营业情况很好，但新剧观众减少，造成艺人心理上重视连台，轻视新戏，原曾一度澄清的　“新戏冒得味”思想又混乱起来。
这篇报道有一些混乱的逻辑：
《孙悟空》等连台本戏，就等于“封建、迷信、神怪及舞台形象恐怖的”旧戏；
连台本戏“营业情况很好”，却使艺人们思想混乱。
按照报导的逻辑，人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人们重视“新戏”，就必须禁演戏曲连台本戏。
这篇报导，引起了中央文化部、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高度重视，虽然此事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处理，但两级文化部门不得不强调：“衡阳市在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是严重的”。
人们从中获取了“教训”：戏剧改革，宁“左”勿右。

但戏曲改革的主潮仍然顺应着时代的发展。
戏曲改革不到两年就显现出丰硕的成果。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６日至１１月１４日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召开，就是一次成果的检阅。全国２３个剧种的３７个剧团、１６００多名演员，在北京演出了８２个剧目。虽然这次观摩演出的剧团和演员只占当时统计数字的百分之一点六和百分之一，但仍然是中国戏剧有史以来的空前聚会。
数字是枯燥的，但有时数字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６年底，全国各剧种已挖掘出传统戏曲剧目５１８６７个，纪录下１４６３２个，加工整理４２２３个，上演剧目达１０５２０个。昆剧《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成果。

比起传统戏曲，当时热情洋溢、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更适宜于新歌剧的成长。
《白毛女》、《赤叶河》等新歌剧的诞生，给戏剧创造了一种适应于时代的新的戏剧范型。有了新范型的领路，有了适合于新范型成长和完善的文化土壤，歌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这种新歌剧，不同于旧歌剧（即戏曲），又与戏曲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都是以“唱”为主要特征的戏剧样式，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音乐素材上。如：
１９５０年的《王贵与李香香》，其音乐素材来源于梆子音乐与陕北民歌；
１９５２年的《小二黑结婚》，音乐素材为梆子与山西民歌；
１９５４年的《刘胡兰》，音乐素材为梆子音乐与山西民歌；
１９５５年的《草原之歌》，藏族民歌、山歌；
１９５７年的《红霞》，赣剧音乐、江西民歌；
１９５９年的《洪湖赤卫队》，天沔花鼓音乐、湖北民歌；
１９５９年的《柯山红日》，藏族音乐；
１９６０年的《刘三姐》，彩调剧音乐，广西民歌；
１９６０年的《红珊瑚》，豫剧音乐、民歌、渔歌；
１９６４年的《江姐》，川剧音乐，民歌。
…………
本来，歌剧的发展，标志着板腔体戏曲一次质的飞跃，预示着中国戏剧文化又一次时代性的跨跃，给中国戏剧的未来展示出美好的前景。然而，歌剧队伍自身的关门主义，以及后来越来越“左”的社会政治，却断送了这一前景。

如果说１９５３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对文艺未会造成重大的伤害，那么，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则使文艺界有些人人自危。
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广西僮（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湖南省话剧团受命携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赴南宁祝贺演出，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不幸事件在庆祝晚会上发生。
演员钟晓峰在剧中扮演部落头人，万仲耕饰演党代表，部落头人与党代表在剧中有一场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戏剧冲突。按照严格的动作排练和多次的演出实践，钟晓锋在冲突中有一个“向前跨进三步”和“党代表岿然不动”的舞台调度。
可是，就在祝贺演出的晚会上，当钟晓锋向前走出三步之后，万仲耕也下意识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刹时，二人两脚相交，万仲耕不慎被绊倒。──正面人物党代表被“中间人物”“故意”摔倒在舞台上，一场偶然的演出事故变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
既然是反革命事件，钟晓锋当然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判刑四年。
１９６０年，钟晓锋瘐死狱中。

钟晓锋的冤案，只是酿成了他个人的极大不幸；而吴晗《海瑞罢官》的冤案，却预示着一场文化的灾难、一场民族的灾难即将来临。
吴晗不是一位剧作家，而只是一位历史学家；可是，招致杀身之祸的却是他的戏剧处女作：《海瑞罢官》。
１９５９年，由于党提倡“刚直不阿、敢于讲真话的海瑞精神”，《人民日报》的胡乔木约请吴晗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的文章。
因为文章写得好，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等人又约请吴晗为剧团编写一部关于海瑞的京剧。吴晗写戏不内行，老舍、王昆仑、齐燕铭、阿甲都来帮忙；剧本初稿《海瑞》写出之后，在云南工作的生物学家蔡希陶出差路过北京，到吴晗家见到剧本，提笔一挥，帮他更改了剧名，题为《海瑞罢官》。
１９６０年年初，《海瑞罢官》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廖沫沙写出了第一篇捧场的评论文章。
戏，本来很粗糙，演出的反响也不大；可是令人意想不到：到了后来，它竟成为了一部“划时代”的剧作。
作家李辉在《碑石》中叙述这段剧史时感叹道：
史学与文学相互拥抱时，种种连作者都意想不到的作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