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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文坛很热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和争论之新奇之有趣，可谓前无古人。本以为该年度将是近一时期的波峰，然而2007年才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文坛就已经发生了几件更有趣的事情，展现出“不让06”的汹涌势头。照此，也许今年的文坛将会比去年更“好看”。
其一是诗人“自囚”事件。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非非主义第一诗人”、“废话诗教主”杨黎已经自囚了一周的时间了。以尝试“极限写作”以及获取20万元赞助的名义，他准备在一间斗室中自囚1年，其间将不读书不看报、不与人接触、不打电话、不上网……且一举一动将通过视频全天候直播。之所以如此，其曾直言是“要炒作”。其二则是著名作家余秋雨的“请辞作家”事件。著述丰厚畅销、稿酬盆满钵满乃至有“中国作家首富”称号的著名作家余秋雨，近日却公开声明要辞去“文化散文作家”的称号。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笔者之所以称其“好看”，热闹程度要超过去年的几桩事，是因为这两起事件远远超出了“文学常识”的范围。譬如说诗人杨黎的“自囚”行为吧。即便“自囚”一段时间对诗人确实是必要的，即便“自囚”上一段时间或许真是有利于这位“废话诗教主”写出更略微像诗一些、或只是更多的“废话”，然而这种不遗余力地炒作又是为何？“诗人”若要闻名于世，究竟应该以“诗”还是以“人”？看杨黎，他显然是想求诸于后者，试图以行为的出位博得诗名的远扬。显然，这已经是严重悖离了文学规律的旁门左道。
所谓“请辞作家”亦是如此。不知道余秋雨先生之“请辞作家”，是不是受了季羡林先生“请辞桂冠”的启发。然而二者的“请辞”，形同而实殊，因为季羡林请辞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毕竟有着一定高度，寻常人终其一生也不会获得这样的称号；但“作家”又能算什么呢？在当前，所谓“作家”只不过是对一种职业的定义罢了，但凡写过几篇东西、特别是被批准加入某级作协后，便都已经可以被称为“作家”了。既然你余秋雨的书仍然在书店热卖着，你仍然在靠版税滋润地活着，你是一名作家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请辞作家称号”岂不滑稽吗？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要“请辞作家”，那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先收回自己的书吧？
有人对此解读道：余秋雨此举“浅层原因是对附着在‘文化散文作家’称号上的造谣、诽谤、围攻、谩骂感到烦恼不堪，希望借此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避让；深层原因是对文化身份和概念所固有的约束自由感触很深，希望能借此解脱‘套中人’的尴尬。”（《深圳商报》1月29日）然而，正如韩少功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言：“任何时代都有一个读解定势，（作品出版后）作者并没有太多自我解释的自由。”确实，既然书已经写好印出推上了市场，既然你已经享受了由书带来的名气和稿酬，作品被挑刺、作者本人为此承担批评便都是无可避免的，如韩少功所言，你并没有太多解释或辩解的权利。
因此，类似季羡林先生的“请辞桂冠”可以理解，然而余秋雨先生这样的“请辞作家”却已经近乎滑稽了。这也正是多数网友都将此举称为“做秀”“哗众取宠”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谈，其实都是基本的文学常识。杨黎也好、余秋雨也罢，他们不会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承受口水的风险，偏要这么做呢？
笔者认为，类似现象其实与近年来在文学圈开始泛滥的一种“犯贱心理学”有关，这种“心理学”肇始于娱乐圈。君不见，近年来娱乐圈中非常时兴的一种炒作手法，就是“犯贱”——越来越多的娱乐明星们在人气下降的时候，最惯常用的手法就是结婚离婚、制造绯闻、舞台走光、自曝隐私等，为了“荧屏有影、广播有声、报上有名”，不惜“犯贱”并自毁道德形象。要命的是，许多擅长此道的红星，近年来还纷纷当起了文学票友，将自己的鸡毛蒜皮都写了出来印成“书”的样子出版；更要命的是，这竟然也能卖得出去。
这种做法，对一些原本的文学圈中人士形成了严重诱惑和误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鉴娱乐圈的手法，炒作自己的文学。然而炒来炒去，有的竟然把文学本身都给炒丢了。正因如此，近年来文学圈与娱乐圈的界限越发模糊了，在一拨又一拨不甘寂寞的文学工作者不懈努力下，诸多作家、诗人等文学圈中人已成功晋身或下堕至娱乐圈。他们的秘诀和招式都很相似：将创作化为表演，披着文学的马甲在娱乐圈走台，以四不像的丑角形象吸引到八方关注。可以说，无论体制内的“国家级作家”，还是体制外的各色江湖流派，许多得名者均是由此。
这种“犯贱心理学”，是有些所谓的作家、诗人不惜尊严，做出裸奔、傍富婆、挂牌乞讨等丢尽文学颜面事情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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